大多数西方评论家,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相信中国正在日益变成“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一词的意义是什幺?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话值得引证:
“迄今为止,我仅仅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词五次或六次,尽管这样,我还是尽量避免使用它。……就我个人来说,经过长期的努力,我不再试图摆脱这个烦人的名词的入侵。资本主义……已经被历史学家和词汇学家无情地追击……但是大概是路易·布朗,在和巴斯第特(Bastiat)争论时,在1850年给予了这个词新的含义。他写道:‘我称之为“资本主义”[他用引号表示]的,是指资本排他性地被某些人占有。’但是,这个词仍然很少出现。蒲鲁东偶尔恰当地使用过这个词:‘土地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堡垒’,他写道……并对之做了很好的定义:‘资本作为收入的源泉,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通常并不属于那些通过劳动力使其运转的人。’然而六年以后,在1867年时,这一词语仍然不为马克思所知。”
最重要的是,布罗代尔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之间做出了至关紧要的区分。在他看来,“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交换:一种是实际的交换,它以竞争为基础,几乎是透明的;另一种是高级形式的交换,它是复杂的、压迫性的。这两种类型的活动既没有相同的机制也没有相同的动因,资本主义领域存在于高级形式的交换之中。”布罗代尔认为,集镇是第一种交换形式的典型场合,而远距离的贸易垄断和金融投机即“资本主义”则属于第二种类型,后者从本质上是“反市场的”。
布罗代尔之区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对于理解中国今天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颇有启发.我们可用两种房地产市场为例说明布罗代尔的区分重要意义。第一种类型可以黑龙江省鹤岗市为代表,第二种类型可以广西北海为代表。在鹤岗市这个例子中,当土地投机被当地政府禁止时,房地产市场成了当地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相比较而言,在北海市,房地产开发者和银行相勾结(从银行贷款然后投机土地市场),其结果是普通民众由于价格高昂而买不起房子。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须支持第一种市场类型,而拒绝第二种。
中国与俄罗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与寡头资本主义
1992年俄罗斯的私有化计划“提供给所有的公民,包括小孩,以25卢布购买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卷(凭单)的机会”。然而,这种幸福的起点很快就变成了这样一种情形 产生了布罗代尔意义上的寡头资本主义。其原因如下:
(1)俄罗斯允许私有化证卷(vouchers)的自由买卖。据俄罗斯政府的三个主要顾问看来,“私有化证卷的可交易性使人们立刻把凭单转换成现金,这特别有助于穷人,他们有大量的即时消费需要……这大大地改进了潜在的大投资者的机会。”很显然,这使财富重新集中在富人手中,而这就是这个计划的设计!不必惊奇,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津(Chernomyrdin)在1992年12月时说,私有化证卷的计划可比得上斯大林血腥的农业集体化。
(2)在俄罗斯私有化中,每个公司可以有三种选择。最常用的是所谓的第二种选择。在这个选择中,工人和经理一起可以用凭单或现金,以1992年7月资产账面价值1.7倍的名义价格购买51%的有投票权股票。在其余股票中,有29%必须通过凭单拍卖出售给普通公众。然而,禁止工人作为一个集团持有他们的股票。他们仅仅可以单独地拥有他们的股票。这就是深思熟虑的、为了避免工人可能控制的阿纳托利·查巴伊斯(Anatoly Chubais)计划。查巴伊斯是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的主席。结果,经理和外界大投资者都热衷于从工人手中购买凭单,工人也不抵制不卖,甚至一张凭单仅仅换来一瓶伏特加酒。
(3)俄罗斯的私有化并不依据对当时国有公司资产的正确估价。对通货膨胀和“无形资产”也没有采取什幺调整措施。查巴伊斯“只不过宣布了1992年7月时俄罗斯公司的账面价值可以作为注册资本(charter capital),此外没有任何调整措施”。这个决策给国有资产通过凭单拍卖(上述第二种选择中29%的公司股票)的新买家和公司的内部人员(他们可以买断51%的股票)以巨大的利益。所以,用不着奇怪,最后的结果是俄罗斯工业资产以极低价值出售:1994年六月在凭单私有化结束之时,俄罗斯工业总值低于120亿美元。甚至查巴伊斯的三个主要顾问也震惊不已:这怎幺可能?“俄罗斯工业,包括石油、天然气、某些运输业和大部分制造业的资产净值,它竟然低于凯洛格公司[美国一家保健食品公司]”?
米德的倒转的国有股所有权与中国的国有股参股
中国现在有两个证券交易所,上海政券交易所(1990年12月19日开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1991年7月开张)。在这两家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股票通常有三种类型: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
第一,国有股(the state shares)。这是政府(中央的和地方的)和政府所有的企业(soly-government-owned enterprises)持有的股票。
第二,法人股(the legal-person shares)。这是其它股份公司、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和其它社会机构持有的股票。
第三,个人股(the individual shares)。这是为单个的市民所持有和买卖的股票。它称之为A股,因为还有仅仅提供给外国投资者的B股。
在上海或深圳交易所上市的典型的中国公司通常有上述类型的股东,即国家、法人和个人。每一部分都大约占已发行股票的30%。到1997年7月为止,总共有590家公司在上海和深圳上市。然而,只有个人股才允许在这两家交易所买卖,国有股和法人股则并不允许买卖。
近几年,关于国有股是否可以在证券交易所买卖有一场热烈的政策辩论。反对国有股交易的主要引证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认为国有股的交易等于“私有化”。赞成国有股交易的则主张,大部分国有股在公司手中仍然不能防止政府官员任意地干涉公司的经营决策,因为国家必须任命官员参加董事会。
有些人也许会说,国家(state)作为股东这件事太特殊了,以至于不能提出任何一般的理论见解。然而,美国的一个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写过一本研究1776至1860年间宾夕法尼亚州“混合企业”的书 混合在这里的意思是州政府作为股东之一存在于其它私人股东之中,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国有股参股。我们不必惊讶美国的州政府为了他们的支出和工业政策不得不把参股股权作为一种工具:只是到1913年2月时,美国宪法第16条修正案才把个人所得税合法化(在这之前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所得税与私有财产相抵触)。
美国历史上“混合企业”的事例提醒我们,政府作为股东并不是十分特别或异常的事情,譬如,二战后英国把他们的钢铁、电、铁路、煤炭工业国有化。但是英国的政府只是没有剩余要求(residual claims)的剩余控制者(residual controller),因为政府“并不为其拥有可以自由使用的利润而获得利益,其利润被为集款补偿国有化成本而发行的国家债券的利息付款所抵消。因此,政府并没有从增长的收入中受益,它仅仅变成了所有者-管理者”。
詹姆士·米德建议改变英国国有化进程,他称之为“倒转的国有化”.米德的建议在本质上是给予政府作为股东的“剩余要求”权,而没有控制权。在米德看来,这种“倒转的国有化”有两个主要的好处,(1)政府可以利用它的股权给“社会红利”筹措经费,而通过允许给每个人最低收入,这又将给劳动力市场提供一定的灵活性;(2)政府可以从其部分地拥有的微观管理的经营决策权中抽身出来。
米德的构想和中国现在把政府作为消极的股东的政策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即国有股的参股。甚至“社会红利”思想也可以部分地见之于地方的实践:广东省顺德市已经启动了国有股销售程序来为“社会保障基金”筹措经费。中国的国有股参股这种“倒转的国有制”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改革现行的金融市场体制构想提出了深刻的理论问题和挑战。
西尔沃·格塞尔(Silvio Gesell):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金融改革家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有一个令人惊异的论断:“未来向格塞尔学习的将比向马克思学习的更多”。西尔沃·格塞尔(1862-1930),是一个德国商人,1919年在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政府中任财政部长。格塞尔认为自己是蒲鲁东的追随者。在他看来,蒲鲁东的最重要的洞见是认为货币比劳动力和商品更具竞争优势。蒲鲁东试图把商品和劳动力提到货币的水平,但他失败了。因为改变商品的本性是不可能的,因此格塞尔主张改变货币的本性:“商品由于库存的必要而受损失,我们必须让货币承担同样的损失。这样,货币就不再优越于商品和劳动力;这就使得任何人不管他拥有或储存什幺,货币或商品,都没有什幺差别。于是,货币和商品成了完全的等价物,蒲鲁东的问题迎刃而解,阻碍人性发展出它的全部力量的束缚消失了。”
具体地说,格塞尔提出了一种 “邮章货币”,即定期盖邮章才有效的货币。格塞尔的观点是,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服务(仅仅作为公共流通工具),因此必须对它征收少量的使用费。在格塞尔时代,邮章是征收这类费用的方法。现在,计算机在支付上的广泛使用使得这种程序变得更容易执行。
为了给“邮章货币”如何在实际中起作用作一个明晰的说明,让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的实践。1932年,奥地利沃格尔(Worgl)市的市长昂特古根伯格(Unterguggenberger)先生决心消除该市35%的失业人口。他发行了相当于奥地利14,000先令的“邮章货币”,这种邮章货币由当地银行储存着的同样数量的普通先令担保。为了使这种“地方性通货”生效,每月需要在货币上盖一个邮章(即买 “邮章货币”面值的1%的邮票)。因为买邮票的成本是持有这种通货的使用者的费用,每个人都想迅速的消费掉“邮章货币”,因此这自然而然地就为其它人提供了工作。二年以后,沃格尔成了奥地利实现全部就业的第一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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