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社会主义与中国未来——小资产阶级宣言（6）

我们已说，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第一大弊病是不区分“社会分工”和“技术分工”。现在，我们又触及它的第二大弊病：缺乏对市场需求稳定性与否的考虑。斯密指出，如果要求制铁锤的工人又会制造铁钉，必然造成浪费，影响效率。但他这一论证假定了市场对铁锤的需求是稳定的。一旦需求出现波动，制造铁锤的“规模经济”本身便成了浪费；如果工人能转产铁钉，则尚有“范围经济”（economyofscope）的希望。换言之，斯密式的分工（福特主义）只有在市场需求稳定的条件下才可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率；而当需求不稳定时，以技术和工人技能的“灵活性”（flexibility）为核心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便大显身手了。

“后福特主义”认为，自动化技术的真正潜力，不是给福特式的僵化生产体制更加一把油，而是给灵活的分工和生产体制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使之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据麻省理工学院技术史学家诺伯（DavidNoble）的研究，数控机床（numericalcontroldmachinarytools）有两种可能的程序编制法：一种是由熟练工人将自己的操作录制下来，然后根据录制给机器编制程序指令（这是所谓“recordandplayback”方法，即“录制加重放”）再不断进行调整。另一种方法，是由工程师一开始就给机器编制好统一的程序。1946年，美国通用电力公司（GeneralElectric）的工程师霍姆斯（LavellHolmes）发明了“录制加重放”的方法。但是，由于该方法仍然给熟练工人很大的自主性，不利于管理者对劳动过程的彻底控制，结果被美国企业界弃之不用（18），而为德国和日本的数控机床制造业所采用。美国采用让工程师一开始就编制好统一程序的办法，即把自动化技术系于福特生产方式的禁梏之中，其后果必然是生产的不灵活性，终于在70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由石油危机触发）中自食其果，在汽车和电子行业上被日本和德国打败。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自7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界开始了向“后福特主义”的痛苦转变。美国本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Drucker）直接向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挑战。他指出，不区分“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是一个“逻辑谬误”。他以外科医生为例：手术自然是分步骤进行（“技术分工”），但每个步骤却不见得由不同的人去执行。事实上，熟练的外科医生往往一个人进行多种步骤的手术（19）。“后福特主义”的“全面质量管理”、“无库存生产”，恰恰旨在发挥每个劳动者的主动精神，突破斯密式分工对劳动者的创造性的压抑。然而，真正使每个劳动者发挥积极性是不容易的，它要求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使劳动者能够分享工资之外的利润。这就必然触犯资方和管理者的既得利益。意味深长的是，尽管资方不情愿，但由于国际竞争的压力，他们不得不诉诸“团队合作”、“全面质量管理”等手段，向劳动者让步。1983年以来，美国已经有27个卅修改了公司法，取消了股东是企业的唯一所有者的概念，要求管理者不仅要对股东（stockholder）负责，而且要对广大的“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负责，而劳动者是“利害相关者”中的主要成员（20）。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子公司赛顿（saturn）更为彻底，它的每个团队（team）负责人和各级管理岗位均配备两人，一人由高层管理者选定，另一人由工会选定。这的确有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味道了.

从根本上说，“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绝不只是“技术分工”的不同类型，而是关于“社会分工”、社会组织的不同模式。

我们可用下图来表示这两个模式的不同：

“技术分工”与工人技能生产组织生产生产关系

“社会分工”要求原则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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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主义一一对应不熟练被动服从命令大批量经济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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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福特主义不一一对应熟练无库存生产可大可小经济民主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费孝通和昂格尔

在现代中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有着悠久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费孝通是个特别重要的人物。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费孝通就关心“乡村工业”和“小城镇”。费孝通认识到，“提高[乡村工业的]产品，不仅是技术改进的大事，也是社会重组的大事”。20世纪30年代末，在伦敦师从马林诺夫斯基撰写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时，费孝通认为，“[在中国] 由于农民对土地制度的不满，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性质是农民起义……必须认识到，仅仅减少租金和平均地权这样形式的土地改革并不能承诺中国耕地问题的最终解决。然而，这样的改革却是必需的和紧迫的，因为它是解救农民的必不可少的一步。”最重要的是，费孝通在那个时代（1938）就已经指出：“作为现代工业世界的后来者，中国是一块避免其前辈已经犯过的错误的阵地。在乡村，在根据合作原则发展小规模工厂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试验是如何进行的。相比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在这里防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集中已经在谋划之中。尽管一切试验都很困难甚至可能失败，但是这样的试验在解决中国农村工业的未来发展问题上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费孝通, 1939, p.286）。

应注意到，费孝通像蒲鲁东一样，并不反对大工业本身：

“当工业革命开始时，主要的革新是蒸气动力，这使得工业布局集中化。在蒸汽机和工作机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个联系二者的纽带，所以把这两种机器结合在一起是十分经济的……电力的使用改变了[集中化的]工业布局，[因此]电力发动机和工作机之间的距离不再需要缩短……内燃机的发明及其在运输上的运用使得集中化的工业布局变得更加多余了……如果新机器开拓出的新的经济机会不能为大多数[农村]人民所共享，它将对人们的谋生产生有害的影响。越多的[农村]人民使用这些新机器和新技术，它们就越有可能得到适当地运用。这就是我为什幺不把西方资本主义鼓吹为我们发展新工业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