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对自由主义的重新认识（2）

国家资本主义是对市场资本主义的一种小心翼翼的修正，主张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必要性。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彻底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美国和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他们开始启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贫富差距，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提高社会福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趋势进一步在欧洲发展，由此形成了以高工资，高福利为特征的福利主义混合体制，当时在西方人们发现他们都成为了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者。那么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否因此得以解决了呢？遗憾的是并没有，凯恩斯方案只是一种止痛剂，它并不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社会不平等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依然存在，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还染上了社会主义的毛病，高福利，低效率。其次，在效率与平等混合体制中，欧洲国家纷纷发展为平等优先，效率为后的组合，由此经济发展趋于缓慢，福利主义成为经济发展的累赘。于是上世纪70年代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呼吁回归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预，因为政府干预扭曲和破坏了市场经济自身调节的功能。凯恩斯有句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将完蛋.” 所以面对危机我们应该解决短期和眼前的问题，以便我们能够长期生存下去，而为了解决短期和眼前的问题，其主要方法就是扩大消费以刺激经济的复苏。对此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凯恩斯以未来换取现在利益的观点是对经济学家主要责任的背叛，是对我们文明的威胁。正是在这一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当时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内阁等西方国家纷纷掀起了再私有化改革。

那么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私有化改革是否使资本主义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呢？不错改革开创了解除管制，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时代，催生了全球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一刻，自由资本主义成为了人类历史终结的目标。但是时隔20年后西方资本主义又一次陷入危机，仿佛历史回到了上世纪经济大萧条时代，首先重新私有化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和降低生产成本，加速将本国制造和加工转移和外包到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由此导致欧美国家产业空洞化，失业率居高不下，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和精英们只是关心自己的利益，以及自己的腰包如何涨起来，他们公司所在国的利益与他们无关，他们还会以搬迁公司总部来威胁，以换取更多政府的让步，而中产阶级因为工作的流失趋于贫困化，形成了所谓1%与99%对抗的社会结构，占领华尔街实际上反映了中产阶级对资本贪婪的怨恨与无望的反抗。其次，西方社会的问题同时又来自于政府干预和政府失灵，凯恩斯主张通过政府干预以扩大需求，但是由此形成的债务推动经济增长模式最终使西方和美国陷入债务危机，所谓的福利主义已经难以为继。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将此次危机归罪于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显然如果不能对财富和权力加以制约，资本主义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不平等，那么是否下一步只有从市场资本主义再回到国家资本主义，才能拯救资本主义呢？

所有制是社会制度的核心，谁掌控生产资料，谁就掌控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谁就掌控财富的分配。产权是自由的基础，那么产权私有如果只是属于少数人的，自由也只能是属于少数人的，彻底的自由主义显然应该建立在产权人人掌控的基础上，这样，才能完全实现自由主义的纲领，达到社会的平等，但是这样一来，人们就把自由主义最终引向了社会主义，引向了消灭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的轨道，那么，人类应该如何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