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是中国高级干部的第三道门坎

础润而知雨。随着中组部开设省部级干部英语强化班，鼓励高级干部学英语、用英语，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政要到中央党校发表国际问题演讲，国际化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高级干部培训内容之一。

如果说高学历、高业绩是中国“十五”期间、“十一五”期间检验党政干部，尤其是省部级领导干部的两大标准的话，那么，进入“十二五”期间，国际化成为中国党政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新标准。

也就是说，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过的门坎，由过去的高学历、高业绩两道外，又多了一道国际化的门坎。

事实上，国际化与年轻化、知识化等一样，一直是中国党政干部队伍建设正规化的基本要求，只是因为历史原因，没有显性化而已。一个党，一个国家要发展，一定要通过干部队伍将其治党、治国的先进理念贯彻下去。从近百年来国际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国际化始终是大国崛起的主要手段。中国要成为大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也离不开国际化。“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因此，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国际化水平，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崛起进程。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没有脱离过国际化这条主线。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自然应该是国际化的积极实践者、探索者、创新者。没有国际化基本修养，缺乏国际化创新能力，将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落伍。

近现代以来的大国崛起，证明了国际化对大国崛起的特殊作用。正是踏准了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节奏，葡萄牙、西班牙等国通过海上探险，确立了海上霸权，使两个欧洲小国成为世界海洋大国；而英国则利用纺织革命，完成了封建王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美国则是通过现代商业的确立，通过跨国公司的强大力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二战后，日本借助美国力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今，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又将日本的位置取代。

除了大国崛起的需求之外，党政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为什么一定要学习运用国际化，进行国际化创新呢？

首先，国际化是新时期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国土面积、资源储备，大体上都与欧洲的一个国家相当。一些省、市、自治区区域范围内经济社会情况的复杂程度，甚至超过欧洲大多数国家。因此，省一级领导所肩负的不是简单的区域性领导管理职责，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的综合治理任务。对省级党政主要领导来说，如果没有国际化眼光与能力，是很难适应越来越复杂的政治经济局面的，更遑论把握发展机遇了。

其次，国际化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需要。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只有拥有国际化创新能力，才能运用国际化手段处理发展中问题，把握发展的机遇。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基本上走过了经济起步和起飞的阶段，进入了中国社会快速而深刻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这个阶段是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矛盾错综复杂，并且高度关联交织的时期，也是执政党面临很大风险和挑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不仅要有统筹兼顾，配套推进各个方面改革的能力，也要有处置各种突发风险与意外情况的能力。同时，各个省市区的改革发展状况不仅在当前而且在未来都对整个国家具有相当的影响。因此，他们不仅仅是国家政权系统的所谓中层官员，而应该是既能够高瞻远瞩地把握全局、把握长远，又善于不失原则、灵活权变地协调和处理好各种复杂问题的政治家。

再次，国际化是区域竞争的需要。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推出，中国在亚太地区已经不得不面临着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进行直接竞争。这使中国周边地区的国家原本紧张的关系，在新的寻租与博弈中变得更加复杂。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国家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只能是在国际化创新中建立新型多赢关系。

应该说，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型发展中国家来说，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区域内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发展不平衡，都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也是发展与变革中的问题。既要承认这一客观规律，又要寻求协调平衡发展的空间，制定与执行引导平衡发展、协调发展的政策。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如果没有清晰地把握本区域的主要矛盾，并立足在整个国家发展中时机，结合国际局势变化进行有序梳理，是不会有建树的。

国际化的机遇摆在每一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面前。是接受考验把握机遇，成为治国安邦的栋梁？还是被国际化淘汰，被烤融于历史熔炉？这，就看每位领导干部能否跨越国际化这道门坎，是否有国际化创新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