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道炯：中美要避免沦为第三国工具

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举行。这个对话机制是两国政府间60多个对话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参与部门最多、讨论议题最广的机制。从往年的对话成果清单看，确认平常时期两国间达成的诸多具体经济领域的往来项目和意向，是该机制致力于向两国社会提交的答卷。高层确认是推进基层落实的重要手段，不可低估其作用。

今年的对话，从环境性因素看，如何管控好战略领域的分歧，任务比往年更加突出。

笔者在过去三年来未间断地参加一个试图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提供知识服务的双边学者论坛。今年4月初的会议上，一位美方银行家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四十年前，尼克松总统到访中国，中国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几乎不存在；是战略考虑将他带到了北京。

言下之意，四十年后，中国在美国经济日常运行中以及长足发展中的分量上升了，美国的战略目标却未得到满足；是中国认真考虑在战略领域回应美国关切的时候了。

当然，类似的思维，在中方考虑与美国相处的时候也存在。在经济领域，中国与美国密不可分，在现在和将来都如此。在战略领域，美方应更好地照顾中方的关切。

那么，在战略领域，中美之间的分歧，体现在哪些方面？

“战略”问题可虚、可实；可缓、可急。与研究者和决策者所依仗的参照点高度相关。一方的战略关切，不见得是另一方的关切。二者间在何时、针对哪个行为和现象有交集，是一个需要磨合的过程。出现“按下了葫芦起了瓢”的情形也是正常。

从宏观层面看，中美之间的战略思维分歧是：国强是否必霸。

美国的全球和地区安全研究学者高度受到解读二十世纪初德国与英国、日本与美国交往的历史的制约。如何避免中国重走当时德国、日本（今日的竞争对象被设定为美国一家）的道路，是全局性、结构性的问题。所以才有类似“将中国纳入现存国际体系”的指导思想。中国与所有国家的交往都事关美国的安危。

相比之下，中国的国际安全研究学者的思维，却没有美国同事那么清晰。除了涉台、涉藏、涉疆、涉海这些事关自身领土完整、政权和社会安危的课题之外，较难找到一个中国为何不得不回应美国行为的领域。严肃的学者中，鲜有关于中国如何去努力规范美国未来自身发展和外交路径的主张。和平共处的首要对象是美国。

自从2010年美国官员宣布将战略枢轴（pivot）放到太平洋地区以来，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图的焦虑在上升，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谈论“战略互疑”。与“互信不足”所不同的是：互疑包含了某种因不接受对方与本方交往的终极目的而排斥对方以及与第三方，步步设防的成分。这种思维，能影响到对国内政策（包括经济领域）以及与第三国外交的研讨中。对来自对方的要求或建议，很容易出现精华与糟粕不分的恶性结果。

其实，中美交往中的分歧由来已久，仅是今日更多地被学者精英和媒体提及而已。假如没有2008年开始的金融问题，“国家脆弱”不至于在美国的精英群体中形成共识。假如没有此后出现的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中国的精英们也不至于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态势有如此高的自信，且不论中国自身发展中的种种突出问题。

美国精英中的这种脆弱感，导致了一种“不可自动缴械”的冲动，其对外政策，从缅甸到南海，具有为了长远目标而“不再后悔”的逻辑。中国精英中的自信，面对来自美国的外交气势和军事力量的重新部署，具有了一种“忍够了”、不能让美方得逞的逻辑。结果是，中美都自认为是大国，却自觉不自觉地在为第三国（总体力量上的小国）国内的某些利益服务。中美间分歧的来源在扩散。

就中美两国之间的长期战略态势而言，“互信”也好，“互疑”也罢，避免出现正面军事冲突，是整个近代史上的交往轨迹，也是未来互动的底线。这是一个硬道理，在两国都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

与此同时，大国自身的发展中所遇到的挑战，能够依仗的基础还是大国自身的内部政治共识和国内种种资源配置。我们必须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训中汲取智慧，多一些就事论事，少一些“深入剖析”来自美方的“战略意图”。

对中美关系演变中的“第三国因素”，我们也应该记住一个简单的事实：第三国的交往对象也是全球性的，高估中国或美国对那个国家的影响，则不智。特别是中国的邻国，不论其对华、对美政策如何变化，中国都得努力同它们良性互动。这是中国的外交选择与美国最大的不同。

所以，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之际，我们特别需要对时下西太平洋地区的种种“热闹”现象做淡定处理。把中美两国间的交往定格在如何有助于自身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发展上，管控好中美间在战略领域的分歧，就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