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台头城中村：农与非农的身份转变之困

那时在工人和村民们眼中，“农转非”是个重要机遇。“养老、住房公积金方面的待遇都不一样，而且当时种地不赚钱，没有人那么在意土地。”杨颖异申请到这个免费名额，似乎还“得了个大便宜”，但是一两年过后他们才发现，“没半点实惠，相反土地没了，是个很大的损失”。

冬至日的团圆饭后，杨颖异和妹妹去给父亲和爷爷上坟。只有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杨梦珂才觉得自己和这个村庄还有些联系。其他大部分的时间里，她都游离在台头村之外，除了想念家人和奶奶做的饭，这里没有能吸引她的东西。

澳柯玛建厂占地每亩只补偿村民5000元，潘立茂家的一亩八分地这时还没被占去，和过去一样种了花生、玉米、麦子和大豆。他每天早上进厂前还要穿着工服下地干活，晚上下班回家后再去地里忙一阵，周末也大多消磨在土地上。

去年7月海底隧道开通后，从台头村到青岛市区，跨海的时间由半小时缩短为仅仅几分钟。

66年前旅美学者杨懋春为故乡写下人类学经典之作《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所在的地区是中国最古老的农业区之一，居民几乎是清一色的农民，他们住在稠密的村庄里，耕种着自己的土地”。

28年前的1984年，青岛被列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台头这个普通的东部沿海村庄，因为其地理位置的优越，随后被纳入了城市化的版图，其所在的黄岛区随后也被列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台头的村民，逐渐转变为“穿上工服进厂，脱下工服下田”的农民工、建筑工和菜贩。这个渐进过程从1995年澳柯玛、海尔、海信等大型企业进驻台头等村庄而结束。村民们因为土地被蚕食而彻底转变为真正的工人和私营业主，大量的外来工人又将台头人推向另外一个经济身份———房东。但这一切都是被动的，台头人似乎很难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2011-2015年，黄岛区剩余32个农村社区的改造计划将推进到这里，未来这里会成为一个“国际生态智慧城”背景下的功能性城市社区。当年杨懋春笔下“离开村子去寻找农业以外的工作和新式教育”的年轻人，似乎到今天还在历史的夹缝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

远去的“台头村”

台头社区里，42岁的杨颖异几乎每天都骑着一辆电动车匆忙出入：早晚接送小儿子去幼儿园，中午去海信门口的零食摊换妻子陈英回家吃饭；其余的时间，都在家里等着附近的工厂随时召唤他去修机器。

大女儿就读于青岛大学中文系，两个孩子一年的开销要花去3万多元，为此这对打零工的夫妻必须想方设法赚钱。

他们的家在台头社区东西干道的深处，宅院嵌在四面八方加盖的多层院墙里，还是过去的平房。走进门，满院堆积着陈英从外面捡回来的饮料瓶子。杨颖异的老母亲及两户租客也和他们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两间出租屋和澳柯玛小区一套两居室，每月能给他们带来2000多元的租金。

台头及附近的村庄有一年四次扫墓的传统，冬至这天也要全家团圆，儿子女儿要去给先人扫墓。去年12月22日冬至，大女儿特地从青岛市区赶回台头的家。

陈英却没能参加这个聚会。这天的风很大，她穿着厚厚的棉大衣站在海信门口守着零食摊儿，感到非常委屈。从家到海信门口走路要15分钟，陈英常常在这条路上被城管追着狂奔，为了生计，冬天她也要在寒风中站上一整天。

6年前，杨颖异和大他3岁的陈英都还是附近工厂的工人。那时，被海尔、海信、澳柯玛等大型工厂环伺的这个古老村庄，土地刚被瓜分殆尽，原来的农民已变成了工人、房东和私营业主，台头村也转变为城乡接合部景象的台头社区。

小珠山上流淌下来的南辛安河将台头和蜊叉泊社区分开，河道铺满垃圾，周边工厂的排污和历年的毁树挖沙早已改变了昔日的田园风光。台头村内1970年代开挖的两口灌溉老井，一口已被澳柯玛厂区占去，剩下的一口，宽达8米的井口也完全被垃圾填埋。

村里唯一的一条主街如今布满了铺面，经营者无一例外是外地来的个体户。这些五花八门的店铺主要为附近工厂里的外来工提供职业介绍、通信、超市、小饭馆、理发、杂货等服务。每到春节，这条平时熙熙攘攘的主街就变得空空荡荡，开春之后外地的新老工人才像候鸟一样归来。

全社区460多户1640人，外来人口低峰时4000多人，高峰时有8000多人。因为社区改造的滞后，当南北两侧已高高竖起商品房之后，台头还保留了1980年前后村庄改造时留下的房屋格局和样貌，只是各家各户普遍加盖了二到三层的小楼用于出租，社区里到处悬挂着“吉屋出租”的广告，还夹杂着供外地人洗澡的澡堂子和投币式洗衣房。

台头村口是一所7村联办的台头小学，校门向对面的澳柯玛工厂洞开，全校200多个学生中外来工的孩子已占去大半。社区里早已没有了潘族和陈族等各自分立的私立小学和教会学校。

开发区里的高材生

1984年青岛被列为全国沿海开放城市之后，1985年一个规划面积2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就在黄岛区落户，这个开发区彻底改变了台头村。

1988年，台头村民杨颖异等五六个同学从职业高中毕业，参加了全区的招工考试后，进入开发区的工厂工作，成为台头村第一批走出去打工的年轻人。

开发区那时只有十几家入驻企业，多为机修、粗包装、电器等出口型合资企业，日本、美国、香港等地的企业在这里做试探性投资。杨颖异去的那家中美合资企业昌荣文具，设备都从台湾和香港进口，规模扩大后，生产的白雪修正液、圆珠笔等出口东南亚、中东和欧美。到1993年，招聘的工人也从最初的8个本地工人变为不限地域的200多人。

杨颖异这批当时台头村里学历最高的年轻人，一个月工资60块钱，能拿30块去买一双旅游鞋，再攒几个月花200块去青岛市区的大商场买一件皮衣。他的工资到1992年涨到300多元，到2000年已经有2000多元。

当时这些工厂都有正式工、农民合同制工人和城镇合同制工人的区分，城镇合同制工人有失业金，不过很快随着市场化的到来，这些差别就被抹平了。

陈英当时在开发区的双星鞋厂，后来经工友介绍认识了杨颖异，1992年结婚。这些最早进厂打工的年轻人，学历高、工资高，在村民眼里是最有能力又时髦的青年，随后越来越多读了书或没读什么书的年轻人，都涌向工厂去打工。

1996-1997年，杨颖异所在的企业因为效益好，被黄岛区奖励了8个“农转非”名额。那时在工人和村民们眼中，“农转非”是个重要机遇。“养老、住房公积金方面的待遇都不一样，而且当时种地不赚钱，没有人那么在意土地。”杨颖异说，当时村里人自己办“农转非”，还得花3000-5000块钱，他申请到这个免费名额，似乎还“得了个大便宜”，城市人的身份像块诱人的蛋糕一样悬在台头人面前，但是一两年过后他们才发现，“没半点实惠，相反土地没了，是个很大的损失”。

到1999年台头村重新分地，人均6分，杨颖异没有分到，城郊失地农民的失落感越来越明显，而附着在所谓城市人身上的福利，似乎也没沾到什么光。

大企业将土地占完了

1995年青岛本地国企澳柯玛最先在开发区落户，台头村民潘立茂成为澳柯玛的第一批工人。1997年澳柯玛发展迅猛，从开发区迁到台头和蜊叉泊地界，占了1000亩土地办厂。从此潘立茂每天上班只需要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对面的厂房了。

澳柯玛主要生产冰柜、空调等家电，潘立茂在厂里做设备操控员，刚进厂时月薪就有1500元，到今天他已经有了17年工龄，月薪能拿到2600多元，也是村里为数不多的40岁以上还在工厂做工的台头人。

澳柯玛建厂占地每亩只补偿村民5000元，潘立茂家的一亩八分地这时还没被占去，和过去一样种了花生、玉米、麦子和大豆。他每天早上进厂前还要穿着工服下地干活，晚上下班回家后再去地里忙一阵，周末也大多消磨在土地上。

2000-2004年，台头村及周边村庄迎来了占地最为集中的时期。澳柯玛、海尔和海信等大型国有企业纷纷扩建或落户这片“大型工业园”，从2001年海尔一期厂房占去台头400亩土地开始，台头的1600亩承包地在这4年间被占去1200亩，企业按每亩20400元补偿村委会和村民，其中村民个人每亩补偿12400元。

1999年上任的村主任陈西安经历了台头村征地补偿矛盾最大的这段时期。“前面每亩补偿5000元的村民意见老大了，找村委会干仗，说他们土地占得早少收了庄稼，补偿还给得比后面的少”，所以到2001年，先是把1997年的占地补偿提高到每亩7000元，2002年又统一提高到每亩12400元。

和海尔、海信这样的大型国企比起来，澳柯玛更像是青岛本地企业，在招工方面，澳柯玛一开始只招收本地工人，而海尔、海信一开始就招收外地工人，甚至因为“东北人和本地人不好管理”，还排斥招收台头的本地工人。

澳柯玛厂区的北边，是这家企业开发的商品房———澳柯玛小区，这个工人福利房小区也集中体现了这家本地工厂对本地工人的福利反哺。

2001年，杨颖异通过找村里澳柯玛的工人过户，以1050元每平米的员工福利价，购入了一套澳柯玛小区的两居室，这个价格比当时的市价便宜了一多半。澳柯玛小区共496套福利房，大多卖给了澳柯玛的工人。

从2004-2006年，台头村的最后400亩土地也被澳柯玛小区和搬迁来的七中占去。潘立茂家的一亩八分地也在2006年以每亩12400元的价格垫在了澳柯玛小区的下面。台头村在工厂的夹击包围中彻底变成了城市社区，潘立茂也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工人，因为他没有地可种了。

配合征地，青岛市针对失地较多的开发区给予了养老保险政策，当地人称为农工商保险。像杨颖异、潘立茂这样的台头村工人，大多在工厂有五险一金，家里的老人或无业者就加入农工商保险，女50岁、男60岁之后都可以领一个月1000多元的养老金。

这个养老保险从1999-2000年只在黄岛区和崂山区试行了两年，就因为政府负担过重而停止参保。但台头村民却因为提前参保享受了历史的余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