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台头城中村：农与非农的身份转变之困（2）

鱼市佬与出租屋

潘立茂的父亲潘洪来是个退伍军人，1982年分配到大队农机公司开拖拉机，1991年为了吃国家统配粮把一家人的户口都转成了非农，只有大儿子潘立茂因为年龄超限保留了农业户籍。“那时种地不赚钱，要想手里有点活钱还得出去闯。”潘立茂的母亲薛秀芳说。

家里三个孩子都在读中学，潘洪来一个人的工资难以养家，1996年，曾经在村办服装厂做过女工的薛秀芳开始走出台头村去贩海鲜。那时辛安镇和黄岛区有两个大型集市，坐轮渡过海到青岛市区也有大型鱼市，薛秀芳和台头村的两个男人一起做起了鱼市佬，在那个年代，这是个“好汉子不惜干，赖汉子干不了”的活儿。

薛秀芳形容那时的台头村“大脑发达的才敢去青岛”，她在自行车后座绑个大筐，凌晨骑上就去黄岛的码头等靠岸的船只批发水产，再花15块钱坐轮渡过海，早上七八点进青岛的市场去零售。她有个亲妹妹就住在这个市场旁边，两个人一起卖水产，晚上七八点才收摊回家，这样一天就能赚百八十块钱，而那时“猪肉才两块钱一斤”。

在妹妹家住几天，薛秀芳回村的时候会把水产批发回来零售，村里人都知道她上的货新鲜，总是供不应求，因为她会根据天气状况、潮水的涨落来判断会有多少渔船靠岸，所谓“靠天吃饭”。过年时，薛秀芳还知道怎么从青岛的批发市场把大棚产的蔬菜瓜果运回村来零售。

薛秀芳的贩鱼收入很快超过了潘洪来，有时丈夫一个月三五百元的收入抵不上妻子干两天买卖。读初中的小女儿很快有了二八杠的自行车，老妈去青岛市区时还可以带着三个孩子去利群商场买面包和流行式样的皮鞋。

不过开发区日新月异，很快黄岛区就有了利群、国货等大型商场和超市，商品的丰富程度甚至超过了青岛市区，工资和消费水平也超过了青岛市的同类行业。薛秀芳和孩子们逛街和购物就用不着跨海了。

1993年之后，台头村及周边的经济形态也跟随着大环境变化，由国家物资计划向市场调配转型，台头的村办企业从砖瓦行业到建筑队到填海造地的到运输公司都开始衰落，这一年黄岛区和开发区合并后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和国有大中型企业都迅速发展起来。

澳柯玛、海尔、海信等大型工厂的到来，深深地改变了周边村庄的形态和人口构成，台头村也在2001年之后涌入了大量外地工人和小商贩，他们都是这一年建起来的海尔、海信等大型工厂里的工人或服务业者。

出租屋从此成为台头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薛秀芳也很快放弃了鱼市佬的事业，家里加盖了三层小楼，她要管理十间出租屋，每年的租金收入也有两到三万块。

村里的异乡人

1998年，齐俊华从山东潍坊来到青岛找工作，先是交了一万多元的学费，在辛安镇一家职业学校读了两年书，然后由职校分配到海信工作。那时她每月工资才300多元，花一万多块进职校等待分配工作的人比比皆是，她现在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海信那时还在青岛市区，一天工作8小时拿基本固定的月薪，2001年搬到黄岛区台头社区附近，就变成了一天工作12个小时的计件工资。齐俊华跟着工厂搬到台头后，第一个月工资就涨到700多元，第二个月涨到1030元。不过到2008年她辞职时，月薪也才1500元。

2004年的时候她经一个工友介绍认识了台头附近的鲁家村个体户，后两人结婚。2008年齐俊华辞职出来和丈夫一起做炒货生意，在台头村口相中了一个铺面租下房子。台头周围都是大型工厂，村内又只有一条主街，村口可以说是附近人流量最大的地方。她的丈夫每天去四周各处赶集卖炒货，她就照看台头村口这个炒货摊的生意。

因为外地人的到来，辛安的集市似乎比过去还更为频繁，每月逢三八小集、五十大集。台头村东头五天一次的集市上，至少一半是还没来得及脱下工服的外来工人。那里能买到一块钱3斤的大白菜等各种时令蔬菜，17块钱一斤的大基围虾等各种海鲜，也有号称“牛津大学”出品的皮带、江湖游医的狗皮膏药和穿僧服的算卦先生的八卦图。

旅美学者杨懋春当年写到的辛安集市现在更像是这些小型村庄集市的扩大版。集市不再是一个构成熟人社会的生活空间，当年的茶馆、酒肆和戏楼消失了，集市中很难见到当年那种熟人相见的寒暄和热闹，外地人、本地人购物完了便匆匆散去。

台头村已经没有人在集市上做买卖了。那里的海鲜和服装贩子大多是不能靠出租屋增加收入的外村失地农民，菜贩和肉贩已经大多是外地人。

齐俊华的婆婆家还有果园，但因为地理位置较偏僻，她和丈夫不得不出来讨生活。守在台头村口的她眼看着本地人越来越不愿去工厂打工，更愿意去利群之类的商场做售货员，或者开发区的电厂、水厂等垄断企业做工，甚至进澳柯玛的工人近几年也换成了外来的年轻工人。

“谁愿意一天站12个小时呢？”现在进大型工厂已经不能算是好工作，齐俊华和丈夫每天起早贪黑地在寒风中卖炒货的时候，他们的房东夫妇正在老年大学里打门球或下棋———他们有房租、农工商保险的养老金来供养自己。

虽然这样，齐俊华每天仍笑容满面地和每一位顾客攀拉家常，尽管她根本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本地人，或又将去向何方。

回不去的村庄

2006年，杨颖异全家的最后两亩多土地被第七中学占去。他从开发区的昌荣文具厂辞职，向信用社贷了些款搞了个文具加工厂，专门给大企业做外包订单。到2008年，加工厂难以解决用工紧张的问题，工人工资高、加工厂利润又低，最终倒闭。

台头村周边大型企业的配套小企业一直发展得不好，本地民营经济不像杭州湾边上的小城市那样活跃。辛安街道经贸办主任陈起发把它归因为“区里统一规划，成规模发展，民营企业资金匮乏，土地价值低难以融资，同时这些小企业也缺乏研发独立产品的能力”。

杨颖异没有再回到工厂去，这个当年村里的高材生最后成了无业游民。在台头村，像他这样敢自己出来创业的人十分罕见。在此之前，妻子陈英也从双星鞋厂去了昌荣文具，2005年怀了二胎，被该企业辞退。

陈英本是农业户口，可以生育二胎，但台头周边的大企业普遍都不允许女员工休两次产假。昌荣文具贴出辞退陈英告示的这天，她跑去辛安街道的劳动仲裁部门去评理，街道的人告诉她可以到区法院去打官司。

陈英后来真的到黄岛区法院去起诉，官司打赢了，企业赔偿了她两万块钱，她也成为台头周边工厂辞退的二胎女工中打官司的第一人。不过这些都无法挽回她在40岁时成为下岗工人和高龄母亲的事实。

杨颖异的大女儿杨梦珂是台头村第一个被父母带到开发区上幼儿园的孩子，随后又进了黄岛区最好的黄浦江小学和四中。她的同学里有很多韩国和日本的学生，让她有些得意的是，老爸在文具工厂里也交过日本、意大利的工人朋友。她还是班上第一个拥有自动铅笔的人。

外资工厂带来了新的观念和技术，杨颖异和妻子很早就意识到孩子应该跳出台头这个封闭的小圈子，尽早接触外面的世界。不过台头大部分的家长还是让他们的孩子进台头小学和七中，考不上大学的就在离家近的单位或企业找份工作。

冬至日的团圆饭后，杨颖异和妹妹去给父亲和爷爷上坟。只有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杨梦珂才觉得自己和这个村庄还有些联系。其他大部分的时间里，她都游离在台头村之外，除了想念家人和奶奶做的饭，这里没有能吸引她的东西。她似乎看得到自己的父母就像这个村庄一样，生活在过去和未来的夹缝之中，既退不回原来的农耕时代，也无法前进一步跟上工业化、城市化的脚步。

变化很快就要到来。社区改造计划今年就将推进到台头，这里将变成一片安置房小区和城市功能区，嘈杂的集市也将变成大型的农贸市场。澳柯玛已经建成了员工宿舍楼，今年将陆续有3000名员工入住。台头人倚赖了十年的房租收入就快要消失了。

对于这次1981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社区改造，台头人不知道能否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这个从来没有成为过主角的村庄，迎来了它最后一次转身的机会，对于台头人来说，这是最棘手也最富挑战性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