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如何制约“第四权力”？（2）

媒体的“客观公正”除了从事人员的道德操守和职业操守，还应该有具体的制度要求。“诽谤之木”的公正性应该体现于发言者广泛的独立性，这在现代媒体上部分体现于盈利方式。盈利是媒体生存的要求，如果不能生存，言论自由也会受影响。那么，媒体应该以何种盈利方式生存呢？西方社会的现代媒体出现的时间并不很长。最初的时候，零售几乎是媒体生存的唯一方式。这一方式就好比民众用自己的零碎钱来投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民意。如果有的媒体报道失真，民众就可能不买你，你就无法生存。与这种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相伴的还有一点就是，创办媒体机构比较自由比较多，民众因而有更多地选择权。只可惜，进入现代以来，靠零售而生存的媒体日益衰微，绝大多数媒体都靠广告而生存。此种生存方式决定了媒体的倾向性，即：更容易迎合少数广告主而不是尊重广大的读者，从而失去客观公正。在电视领域，目前只有英国BBC、日本NHK等不多的媒体还坚持了“零售”的生存方式，因其生存有难度，政府也给予一定的资助。重庆卫视曾经也试图像BBC一样摆脱广告对媒体生存的钳制，可惜未能持续下去。

对于中国媒体来说，媒体靠广告生存的方式已经很普遍，但至少还留有一定的调节手段，例如在人事方面，根据新闻出版署的相关规定，类似李建军这样有职业污点的人不能再当记者。但这种调节手段主要在“旧媒体”，对于网络等“新媒体”，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此类人事调节能力也彻底失去。而且，网络媒体除了版主、网管等利益集团主导的倾向外，还有鲜明的“自媒体”特征。对于“自媒体”我们不必谈虎色变，也不可盲目迷信。自媒体某种程度上具有广泛民主特征，但是，自媒体也像中国古代的“诽谤之木”一样，有可能被利用而影响客观公正。例如，李建军在失去记者身份后，其发挥影响力的主要方式就是网络自媒体。当这一网络自媒体在水军和相关利益的支持下形成结盟时，也很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李建军曾经利用自己形成的网络舆论势力，向某公务员发短信说：如果不拿出50万，就让口水淹死你。不管这位受威胁的公务员是否的确有错，以金钱目的来敲诈就令人不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媒体是一种力量，掌握在谁的手里，对社会的影响完全不同。如果50万就能影响和改变一个事实，那么，当媒体成为默多克那样私人老板的产物，我们还能相信它的“客观公正”吗？而实际情况是，西方社会的媒体大多都被私人资本掌握，再配以广告的生存主导，媒体几乎完全成为资本力量的传声筒，为少数资本家服务。

当今中国的媒体，沿着西方媒体商业化道路的方向已经走了相当长的距离。媒体商业化能否守卫“客观公正”的媒体原则，已经在全世界成为日益严重和关注的课题。即便在美国，有识之士早已经指出，媒体商业化的泛滥和失控已经严重伤害了美国的民主。这种威胁事实上早在中国几千年前的“诽谤之木”时代已经存在，中国人为此努力探索了几千年，积累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是：媒体、舆论的公正必须建立在与大资本脱离的基础上。由此，媒体这一“第四权力”才能得到真正的监督，才能对社会产生真正有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