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国人要做到“历史地看待历史”（3）

在这方面，梁启超先生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学习。梁启超先生曾经激烈反对李鸿章，指责他“误国卖国”。但是，在李去世后，梁先生亲自为其写传，有褒有贬，力求公允，对李鸿章所做诸事时的历史处境表现出充分的谅解。他在《李鸿章传》序中这样写道：“合肥（即李鸿章）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即梁先生）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并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故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是梁启超先生留给我们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警诫。当斯人已逝，不可能再影响社会政局，我们就应多存仁厚之心，从历史长河中的一瞬来理解其一生作为。

对本国重要历史人物功过的评价，如果客观、理性，会帮助我们从中获得经验和教训，使整个社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但是如果粗糙、莽撞，并任由激荡的感情去引领，那么也可能会在不知不觉间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引入分裂。引导人们对历史事件进行评价时，不仅需要对过去的历史负责，也要对未来的社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不能留给后代一个撕裂破碎、人人有心理创伤的生存环境。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英雄”。譬如美国人心目中的乔治•华盛顿总统、林肯总统、马丁•路德•金博士，英国人心目中的威灵顿勋爵和丘吉尔首相，法国人心目中的戴高乐将军，德国人心目中的俾斯麦，俄国人心目中的彼得大帝，印度人心目中的甘地，古巴人心目中的何塞•马蒂。尽管这些人生前也曾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们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获得解放或者得到荣誉，他们使民众对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和骄傲。为此，民众愿意忽视或原谅这些人物身上的瑕疵。

与广大民众相比，理性的知识分子的目光是挑剔的，而且也应当是挑剔的。他们会仔细地对历史人物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而且为了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们通常对历史人物所犯的过错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无情的批判，这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结经验教训并在未来更加健康的发展，是必须的。但是，知识分子和精英群体也必须考虑到广大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心理需求，不要在这样的批判中简单地、轻易地毁掉民众心中的英雄和偶像。当一些领袖人物已经在历史进程中成为一个国家的象征之后，他们已经成为民族与国家的“历史符号”，对这些领袖人物的否定性批判，会使整个国家的民众对过去感到迷茫，并对未来失去信心。这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未必是件好事。

记者：当年苏联曾对斯大林进行简单的否定和批判，后来扩大到批判与否定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包括列宁本人和其他苏共主要领导人，最终发展到全盘否定苏联历史。这种批判严重毁坏了苏联领袖的形象，搞乱了苏联人的思想意识，从而引发一系列思想意识和社会问题，形成了信仰危机。当时，不止是斯大林的个人形象被严重扭曲，他所领导的苏联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形象都被严重损毁，使苏联人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仰不断下降。这是不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重要思想因素？

马戎教授：苏联简单批判和否定列宁、斯大林等的教训极其深刻。无论从价值判断的原则还是从造成的社会后果来说，斯大林无疑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

但是，人们不应忘记，列宁和斯大林是十月革命的领袖和苏联的奠基人。在他们的领导下，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了，地主贵族武装和外国干涉军被打败了。斯大林采用集权的方法在很短的时期内完成了苏联的工业化，在西欧和美国经济大萧条的30年代使苏联保持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在短短20年间把沙俄时代一个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工业化强国，建成了坚实的重工业和军工业基础。凭靠这样的基础打败了在欧洲大陆所向披靡的德国法西斯，保卫了祖国，并使苏联各族人民在生活水平、教育、住房、医疗、养老保障等方面享有较高的水平，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尊重。当时，列宁和斯大林在苏联人民心目中已经成为全民族的英雄和苏联国家的胜利象征，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享有崇高威望。

赫鲁晓夫在50年代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生前犯过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秘密报告”简单、彻底地否定了斯大林，使许多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民众中失去信誉，同时使苏联广大干部群众对整个苏联的历史和苏联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产生质疑，“产生出这样一个魔鬼领袖并长期掩盖真相的政党，还有权利继续执政吗？”这样的质疑，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在苏联民众中的威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为了推动他的“改革新思维”，选择从苏联历史的重新评价上入手，提出为了“民主化、公开性和改革的需要”，在反映历史上的“痛苦”和“灾难”情况时，“应该表现充分的明确性和彻底性”。在这种思路下开展的对历史的重新评价，导致各种非理性思潮的泛滥。俄罗斯学者利西奇金在回顾那段时期时感叹到：“当你浏览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各种出版物时，你会感到仿佛是掉进了一个非理性的世界——一个百般挖苦我们祖国的过去，嘲弄战场上的阵亡者，亵渎俄罗斯的光荣，戏谑俄罗斯的悲痛的世界”。不难想象，这种把国家奠基人和长时期引为荣耀的国家历史抹黑成为“魔鬼”和“地狱年代”的做法，将使国民的心理和自信遭受多么大的冲击。

于是，在许多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斯大林的形象从伟大领袖变成了“专制恶魔”，苏联共产党也成为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扮演了“恶魔”的党派和帮凶。这一巨大的思想冲击导致几百万苏共党员退党，在叶利钦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后，全苏联几乎没有什么共产党员站出来保卫这个党。可以说，苏联社会就是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争论和裁判中分裂的，这是苏联解体的一个大的政治氛围。

记者：苏联解体后不久，俄罗斯学界与政界在分析苏联解体原因时，就开始了反思，反思当年对斯大林等领袖的批判。在反思的过程中，当年批判斯大林的一些历史事实逐步澄清。进入新千年前后，在俄罗斯学界和民众中还出现了重新评价斯大林的社会思潮。这些现象是不是可以说明俄罗斯人也深刻认识到了历史的经验教训？

马戎教授：在苏联解体后的这些年里，俄罗斯的政治家和学者们一直在对当年否定斯大林的“历史批判”进行反思。否定斯大林，解散共产党并建立“民主政权”并没有像人们曾经期待的那样使俄国变成一个繁荣兴盛的国家，带来的却是政治的衰败、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的混乱，包括那些当年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们都为俄国的衰落痛心疾首。于是，人们不约而同地开始对斯大林和列宁重新进行评价。俄罗斯作家季诺维也夫曾是一位在青年时代痛恨斯大林、曾想要刺杀斯大林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是，他在90年代完成的小说《诱惑》中，却描写了一个反斯大林的青年小组通过激烈辩论宣判斯大林无罪的故事，并称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作家索尔仁尼琴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中，写到斯大林逝世时说：“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但是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2000年，俄罗斯进行了一项推举“世纪风云人物”的民意调查，列宁赢得大比率的支持，被认为是俄罗斯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斯大林则排在列宁之后列第2位。

在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里，很多俄国人先是对列宁和斯大林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然后又对他们给予高度肯定。同一群人、面对的是同一个历史人物，为什么他们的态度和观点前后出现这么大的反复？这些问题难道不应当引起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