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国人要做到“历史地看待历史”（4）

三、警惕境外势力介入和利用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讨论

记者：近些年来，在如何对待历史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不时出现否定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论调，其中一些观点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论调的背后，西方一些国家或一些组织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马戎教授：在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战略对手”，都存在希望这个国家走向分裂或被内乱削弱的外部势力，这些外部势力也许是某个邻国，也许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国。这些外部势力也会努力在自己的“战略对手”内部积极寻找和培育能够分裂和削弱这个国家的力量。所以，当我们思考何时以及如何对本国有重大争议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讨论时，绝对不可忽视外部势力的介入和推波助澜。不要在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前，盲目地被内部要求和外部压力推动着去仓促地进行讨论，从而落进敌人预设的陷阱。

在进行重大历史事件的讨论时，如果各方面缺乏必要的准备，对讨论中将要触及的核心问题，没有能够在深入充分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在基本价值和感情上都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话语和分析逻辑，那么就可能无法掌握讨论大方向的主动权。境外势力对这一讨论进程的影响程度，也许会超出我们事先的预料。

俄罗斯学者利西奇金曾经分析过西方国家在鼓励苏联社会“重新评价历史”时所发挥的作用，他特别指出：“在心理战中用历史做武器需要采用一系列具体方法。其中包括颂扬法和妖魔化法，将某些历史人物奉为神明或贬为恶魔，将某些历史时期捧上天或踩下地。一个非常普遍的做法就是重写历史”。在对苏联历史重新评价的过程中，赞扬白军将领邓尼金的文章发表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也被描绘成有着高尚品德和仁爱之心的君主，对他全家的处决被艺术地处理为映射苏维埃政权的残暴，而列宁则被描绘为“邪恶帝国的精神化身”，“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是俄罗斯一千年来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在西方国家的鼓励下，一些人“努力用他们的靴底去践踏人民记忆中最神圣的事件、日期，甚至连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日也不放过”。而当格鲁吉亚的民族分裂分子公开打出“独立的格鲁吉亚万岁”和“用笤帚把一切非格鲁吉亚人清扫出去”的种族清洗口号时，“西方的‘民主中心’人数众多的密使走马灯似的来到第比利斯”。正是这些西方的“民主支持者”的推波助澜，使民族分裂的势头不可逆转，并在此后乌克兰等国的“颜色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从这些年我们对西方有关中国研究的出版物的了解来看，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历史的“再评价”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这些准备工作的内容，可能是以“学术研究”面貌出现的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口述史研究”，也可能是一些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诠释，如认为清朝不是中国皇朝而是异族政权的“新清史研究”，还可能是精心编排的对中国政府相关文件材料的“再解说”，也许还会请参与一些事件的当事人出面来“澄清历史”。总而言之，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符合他们政治目的的对“中国历史事件的再构建”，以此推动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再思考”。

这些准备工作，有的是政府机构推动的文化交流项目，有的是由学术团体（如大学）出面组织的合作研究课题，有的是由“非政府组织”主导开展的“维护人权项目”。这些活动通常能够吸引国内各界人士和学者参与，有的参与者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有的参与者是意识形态色彩并不强的学者。许多学者主观上也许没有通过这些活动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直接动机，但重要的是，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已经在西方媒体和学术出版物中被“定位”和做出“结论”了，相关的“事实”也即将被组合在一起来证明这些“结论”。这些准备工作，看起来在形式上似乎松散无序，但它们在本质上各有各的功能，配合得十分到位。

如果我们仔细回顾当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新思维”指导下推动对苏联历史“再思考”时，西方势力曾经以什么形式和方法来“推波助澜”，对中国将是极有借鉴意义的。我们今天考虑应当如何评价某些我国的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时，对苏联曾经走过的道路必须仔细回顾并引以为戒。

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二》中写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读中国革命史、评价中国历史人物时必须牢记在心的。

记者：可以说，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举措从来没有停止过，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历史问题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马戎教授：需要从有偏见、非理性的传统思维定式中解脱出来的，并不只是中国人。为了世界的和谐，西方国家也十分需要“解套”，他们受“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禁锢的影响太深了。 美国20世纪50年代出现“麦卡锡时代”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一定的民意基础的。“冷战”思维、对“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圣战”的意识，在不少美国国民心中是根深蒂固的，能“不战而胜”当然最好，否则，美国人是愿意为了“自由世界”在全球的胜利付出代价的。

只有从“冷战”思维和对“共产主义国家”的绝对负面的思维定式中“解套”，美国人才有可能真正客观地认识中国，才有可能接受“和而不同”的共处理念，放弃在中国等国家推动“颜色革命”之类的企图，放弃“解放世界”的意识形态追求。也只有在接受了“和而不同”的共处理念之后，美国人才不会陷入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这样的泥淖，才有可能与其他的文明和平相处。

记者：再次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