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的精要在于完善实务操作

广东省正式提出社会领域的改革，是在2011年1月的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上，汪洋提出“建设幸福广东”，这被广东省委定为今后一段时期的核心任务，这是国内首次有省级党委把社会建设摆在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双核心”位置。

其后，不到半年，广东省委专门召开一次全会，专题研究社会建设，随后出台《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提出全面加强社会建设。9月，广东省便印发了7个配套文件，组成了该省加强社会建设的政策体系。在出台文件的同时，广东快速组建了省、市、县（区、市）三级社会工作委员会，各级社工委干部在2012年3月底前全部到位。

2011年9月开始，广东省社工委正式开始运作，它受省委、省政府双重领导，由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兼任省社工委主任，省社工委实行委员制，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省发改委、公安厅、民政厅、财政厅等数十家省级党政单位作为成员单位，派出委员。其工作运行机制是：决策、执行既相对分离又相互协调，省社工委负责研究和统筹处理社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成员单位按照委员会的决策和部门职责分工做好贯彻落实工作。

由于成立如雷霆迅猛，机构组成阵容强大，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又被传媒称为“超级机构”。

这家“超级机构”的专职副主任刘润华现年52岁，2011年9月，他获任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此前，他曾是深圳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以下为对其专访。

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

经济观察报：由于社会发展、需求多元化，民间力量快速增长，参与社会管理的呼声高涨，当前中国一些地方已经实施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变革，这个趋向是否势不可逆？

刘润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我们通过推进“政企分开”，厘清了政府和市场，以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一个日趋成熟的市场。我们常说，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样，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决定了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社会体制、行政体制和文化体制。因此，社会体制改革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是说，社会领域的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社会和其他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生产力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制度也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随之也带来了社会形态的变化。改革开放前，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实行的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伴随经济大发展，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基尼系数增高，同时带来一些社会问题。

社会结构正在从紧密型社会向松散型社会转型。所谓紧密型社会是指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都打上一个“烙印”，都从属于某一单位，在“单位人”的时代，公权力通过各个单位，对社会成员实行非常有效的管理。整个社会就像一个机器，每个人就像这个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经过多年发展，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把人从对单位的依附关系逐渐释放了出来。这是社会的进步，但又给我们带来很多问题，相对独立的“社会人”身份，给社会带来了新变化，对社会稳定性带来了一定冲击。

当前的社会变革需要与时俱进，要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但要避免导致动荡。

经济观察报：广东的社会体制改革，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走在全国的前沿，根据广东的经验，社会建设的目标是什么？

刘润华：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先行先试，很多经济指标位居全国前列。因发展阶段不同，相较中西部地区，一些问题首先在广东出现，其中一些问题已开始尖锐起来。因此，加强社会建设更具有迫切性。对此，广东高度重视。

去年以来，省委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推进社会建设。

广东加强社会建设的范畴很宽广，《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至少包括以下三项内容：一是以民生为重点，二是以社会服务为基础，三是以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为特色。排序清晰，定位明确，超出了内地很多地方经常提到的社会管理的概念范畴。

较强的经济实力使广东具备条件面对和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并响亮地提出发展为了人民，要让社会成员更好、更多地分享改革与发展成果的指导思想。

社会建设的目标是什么？我认为是以“政社分开”为前提，厘清政府与社会、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社会体制，从而建设成熟社会。

成熟社会不能单纯用公权力把社会管起来，而是借助公权力和社会力量，通过充分调动“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实现社会的有序、稳定和发展。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能政府”管理形式，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社会治理结构。

行政体制改革最重要是三点：

第一是政府有所不为，必须从大量的公共事务、公共领域中退出，只要可以不管的，哪怕现在管得还不错，但社会也能做的，我们就要创造条件让社会去做，也就是要缩小行政权力的范围和活动的空间，为社会成长提供舞台。

第二是政府要承担诸如基本公共服务等社会责任，不断加大对社会建设的投入，并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提高服务质量和减低服务成本。

第三是建设法治政府，依法行政，规范政府行为，自上而下地对公民和社会事务进行有序管理与服务。逐渐增强社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修复、自我服务、自我完善的自治功能，充分调动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经济观察报:社会体制改革还会面临怎样的阻力？

刘润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政府要有自我革命的精神，不同的时期改革面对的压力有所不同。

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压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当时争论的焦点是姓“社”还是姓“资”，但实践证明改革对个人而言相对冲突不大，相反，社会各阶层的成员普遍是从中得到红利。现阶段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掌握公权力的人。所以说，掌握公权力者要有自我革命的这种精神。

这种精神来自哪里呢？来自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来自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把握。如果你不改革，社会矛盾不断地集聚，结果就会像堰塞湖一样，如果不能恰当地疏导，就可能有颠覆性的结果出现。

如果大多数人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明白“与时俱进”的概念。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晚清时期，中国到了必须改革的阶段，但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改革，觉得王朝是不会垮的，有一天真垮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着清朝政府的垮台，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就不复存在了。

因此，执政者要有改革的自觉，要排除万难去推进改革。但是，改革必须循序渐进，因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还需要具备其他条件，比如说社会组织自身的培育发展、自身的能力提升等。

经济观察报：社会体制改革，关键是要把握好哪几点？推行它的关键难点在哪里？根据广东的经验，在实务操作上有哪些可以借鉴？

刘润华：社会建设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可以通过千万次的实验来验证，但社会体制改革不能瞎折腾，关键是改革的方向感要强，同时能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面临的形势和条件，用历史的眼光看准前进的方向、改革的目标，找到两者间的距离，并想办法逐步向目标方向前进。改革不会一蹴而就，会受到物质条件、人的思想与认识等因素的限制，我们提倡循序渐进的社会改良，车开得太快，会有翻覆的危险。社会改革需要有妥协精神，需要有妥协的智慧，妥协是为了凝聚共识、汇集力量，更好地推进改革。

当前，社会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要把计划经济体制残留下来的痕迹加以清除，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

比如社会组织的计划经济痕迹体现在“行政化”与“垄断化”。

社会组织偏离了其应有的民间属性，成为“二政府”。社会组织“垄断性”的典型表现是行业协会的“一业一会”，原来由各个职能部门演变而来的行业协会，逐渐发展成为行业的垄断平台，唯我一家，别无分店。

垄断导致了行业协会普遍活力不足、作用不大。我们推行“一业多会”，反对声音不少。通过调研，我们发现，连5A级行业协会这样发展好的协会对施行“一业多会”也很不理解，他们说，难道我这个组织不好吗？我们的解释是，你已经是本行业内的“龙头老大”，难道还害怕一个“小萝卜头”去跟你竞争吗？我们要构建的正是一种竞争性的优胜劣汰机制。

“垄断化”不仅在行业协会中有所体现，公益慈善组织同样存在垄断，“壹基金”成立过程的艰难，充分说明了行政性垄断阻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

有人用美国的数据和中国对比，认为中国的公募基金会过多，应大力发展私募基金会。我认为这种观点错误理解了两国的信息：美国以私募基金会为主的格局是自然形成的，如果基金会的生存与筹款能力不行，公募基金会自然没有办法生存，自然会被淘汰；中国以公募基金会为主的格局则是通过行政性垄断形成的，只有官方机构才可以注册为公募基金会，尽管李连杰的“壹基金”计划已运作多年，成绩有目共睹，却困难重重，说明政府对民间组织的不信任。

如果不破除这些思想、体制和政策的障碍，社会组织将难以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改革也不等于随意放开，而是要通过分类指导，分类管理，渐进地改革。

目前，广东主要放开了对工商经济类、社会服务类和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的注册登记。之所以先放开这三种类型，是因为我们的经验还不足，很多东西还看不清，需要先试先行并把握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