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铭 ：今天我们为什么纪念屈原

思想者小传

方铭 1964年生，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代会长，《中国楚辞学》主编。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及思想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战国文学史》、《战国文学史论》、《经典与传统：先秦两汉诗赋考论》、《期待与坠落：秦汉文人心态史》等，主编有《中国儒学文化大观》、《儒学与二十一世纪文化建设》、《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等。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不仅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受人推崇，同时，他还作为一个忠臣和爱国主义者而广泛受人尊敬，历2000年而不衰。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就是屈原的纪念日。屈原也是具国际影响力的伟大诗人。 1952年开始，总部设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 “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每年推举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当年获选的是法国作家雨果、意大利画家达·芬奇、俄国作家果戈理和阿拉伯哲学家阿维森纳。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在中国诗人中推举一位世界文化名人，最终他们选定了屈原，同年获选的还有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作家拉伯雷以及古巴作家何塞·马蒂。2009年，以纪念屈原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端午节及其传说进入 “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标志着屈原不仅仅是世界文化名人，同时，他的作品及精神价值，也成为了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纪念屈原？

“清廉忠信贤人”之典范

从古至今，屈原作为一个具有“清廉”、“忠信”美德的 “贤人”形象，既体现了中国古代人对各级官员模范人格的定位，也是中国古代人对屈原抱有深刻同情和敬仰的历史原因。

对于屈原的研究，始于对屈原价值的探索，这个探索，从战国时期的宋玉就已经开始了。王逸 《楚辞章句·九辩序》说：“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 ”而《九辩》说：“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 ”宋玉悯惜其师之“忠”，“忠”是就屈原的人格而言；宋玉说“贫士失职”，“士”是就屈原的才能而言。简单地说，屈原是一个忠而有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

班固《离骚序》说：“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与日月争光可也。 ”刘安是西汉初期人，他除了高度赞扬屈原《离骚》的价值之外，着重强调屈原的“清”，即处污泥之中，而不受污染，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

司马迁继承了刘安的观点，认为屈原“忠信”，《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指出，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但“衏顾楚国，系心怀王”，有“存君兴国”之义。同时，司马迁还突出了屈原作为“贤”者的价值：“余读 《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司马迁强调屈原可周游诸侯，无有不重视者，屈原的资本就是因“彼其材”。

班固《离骚序》不同意刘安把屈原的作品和六经相提并论，但认为“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屈原本人“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班固指出，“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班固虽然对屈原的处世智慧有所质疑，但同样认为屈原是“忠信”之人，是“妙才”。

王逸与屈原有同乡之谊，因此，把屈原的作品《离骚》提到了“经”的地位。 《楚辞章句·九思序》说：“《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逸，南阳（一作南郡）人，博雅多览，读楚辞而伤愍屈原，故为之作解。”又说：“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王逸推崇屈原，对屈原的定位，继承了他的前辈的观点，即“清”、“忠”、“贤”。《楚辞章句·离骚序》说，屈原“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沉而死”，“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彩，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从宋玉到王逸，确立了屈原作为一个具有“清廉”、“忠信”美德的“贤人”形象。这个历史定位，成为屈原形象的最基本的内涵。清廉、忠信、贤人，既体现了中国古代人对各级官员模范人格的定位，也是中国古代人对屈原抱有深刻同情和敬仰的历史原因。而“贤人”定位，也使屈原和孔子的“圣人”境界相区别。《白虎通义·圣人》说：“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孔子既有坚守，又通权达变，其境界与屈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生不逢时的政治家

屈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这是他悲剧命运的根源。

在20世纪的某一特定阶段，不少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批判或质疑。但是，屈原却一直为主流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所肯定，当然，这个幸运，也带来了屈原价值的多面性描述。如在“伟大的人民诗人”、“爱国主义诗人”的称号之外，在上世纪70年代开展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屈原被描述为法家，而在1977年以后，屈原则作为政治改革家而常被改革派所提及。

一个是作为文学家的屈原，一个是作为政治家的屈原，该如何评判？胡适先生曾主张抛开屈原的政治活动来讨论屈原作品的意义，而林庚先生则认为屈原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的文学活动是和政治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显然，林庚先生的观点，更体现了知人论世的观念。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重要政治家，对屈原的把握，离不开屈原的政治活动。抓住屈原的政治活动轨迹，才能准确把握屈原作品的内涵。屈原的价值，体现为他的文学成就和政治人格的完美结合。屈原的作品，表现的内容是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以及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所带来的思想感情方面的期待与沮丧、希望与失望；而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又是通过他的作品广为人知的。如果没有屈原的作品，我们就无法了解屈原的遭遇；如果没有经历坎坷的遭遇，屈原可能不会创作这些作品，即使有所创作，他的作品也不会有这么久远的力量。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曾提到，屈原被放逐后，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哀惜屈原”，“思念屈原”，因此，“因共论述”，“因叙其辞”，“以相教传”。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屈原的高尚行义和奇玮文采，没有对屈原的哀惜和同情，屈原的作品是否能够流传，就是一个未知数。

屈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这是他悲剧命运的根源。

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春秋、战国之交，随着晋国的分裂，楚国的衰落，春秋时的晋、楚两极世界变成了秦国独大的一极世界。探究秦国之所以兴、楚国之所以衰的原因，最根本的就是秦国有政治优势。秦国自春秋秦穆公开始，不拘一格重用人才，秦国的重要岗位，不但向秦国人开放，而且向各诸侯国的人才开放。 《史记·孔子世家》载，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与晏婴访问鲁国，齐景公问孔子说：“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 ”孔子回答说：“秦虽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爵之大夫，起垒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秦穆公的志大中正，礼贤下士，正是秦国由霸而王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