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铭 ：今天我们为什么纪念屈原（2）

相较于秦国开放的政治体系而言，楚国的政治体系却是封闭的，楚王重用的都是他的近亲。岳麓书院门口有“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对联，说的是春秋时期“楚材晋用”的典故。“楚材晋用”，不是说楚国的人才多，而是说楚国的人才不能在楚国发挥作用，只好到外国去了。《离骚》中灵氛为屈原占卜，得出的结论也是应该远行，选择一个能够有所作为的地方，做出一番事业来。

楚国因为政治上的封闭性，导致优秀的人才不但不能在楚国得到重用，而且还深受迫害。春秋时期伍子胥的遭遇就说明了这一点。 《史记·伍子胥列传》载，楚平王给太子建娶秦女，因秦女美好，于是占为己有，并因此嫉恨太子建及太子建的太傅伍奢，杀伍奢。又因伍奢二子伍尚、伍员贤，欲杀二人，以绝后患。伍奢、伍尚死，伍员逃亡，伍员即伍子胥。伍子胥逃到吴国后，率吴国军队灭楚，而楚臣申包胥“立于秦廷，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秦哀公怜之，说：“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于是“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楚国因此才能在春秋后期苟延残喘下来。

战国时期，楚国虽有恢复，但要和秦国对抗，仍然是没有力量的。秦国的强势，以及楚国的羸弱，决定了战国时期的楚国处在一个不可能有大作为的时代。也正因此，屈原给楚王提出的连齐抗秦、杀张仪，不去武关会秦王的政治策略，楚怀王都不敢接受。屈原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在一个不能有所作为的时代想有所作为，这是屈原和楚国领导层发生矛盾的根源，也是他悲剧命运的根源。

坚守底线的思考者

屈原的坚守，在于他是一个深沉的思考者，他在思考楚国的现实困境的时候，提出了解决楚国政治困境的方法，就是要实现尧、舜、禹、汤、文、武之“美政”。他“做官”是为了“做正确的事”。

战国时期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如何适应社会的蜕变，成了这个时代弄潮儿们追逐的目标，这一时期成功的政治家无不体现这个特点。比如法家、纵横家的成功，在于他们放弃自己的坚守。

《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初见孝公，“说公以帝道”，“孝公时时睡，弗听”，还谴责了引荐的宠臣景监；二见孝公，“说公以王道”，孝公不听，又批评景监；三见孝公，“说公以霸道，孝公善之而未用也”；四见孝公，“以强国之术说君”，“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商鞅的最高理想是帝道，其次是王道，其次是霸道，而强国之术是他认为的最为下下者之道，但因为秦孝公认为“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久远，吾不能待”，商鞅于是就放弃了他的理想，而投孝公所好，但他自己知道，强国之术“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出道后，先赴秦国，以连横为说，意在统一天下。秦惠公刚诛杀商鞅，兴趣不在此，说：“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飞；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 ”不用苏秦。苏秦于是东赴燕国，以合纵为说，推介反统一的政治策略。《史记·张仪列传》说张仪先赴燕国找苏秦，意欲参与合纵大业，从事反统一活动，苏秦不用张仪，张仪只好西至秦国，投身连横事业中，从事统一活动。

商鞅、苏秦以及张仪，不能说他们心中没有理想和是非观，但是，他们没有底线。他们都是把“做官”和“做事”放在第一位。因此，他们根据君主这个市场的需求来提供自己的产品，而没有坚守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去服务社会的信念。而孔子和屈原虽然也是要“做官”、“做事”，但他们“做官”是为了“做正确的事”。

孔子与他的弟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最有坚守的政治家。孔子周游列国，不是为了谋得官职，而是为了传道，也正因此，孔子面对诸侯权臣的邀请，不为所动。《论语·阳货》载，阳货因孔子不愿出来工作，因此攻击孔子“怀其宝而迷其邦”，是“不仁”，“好从事而亟失时”，是“不知”，殊不知如果不能以道治国，在乱世求富贵，必然会成为坏人帮凶。因此，孔子的坚守，正是仁和智的体现。《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战国时期“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与世俗不合，梁惠王甚至认为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不过，司马迁理解儒家的坚守，他说：“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阵，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而内圆凿，其能入乎？ ”

《礼记·礼运》载，孔子把春秋前的中国古代社会分为大同、小康两个阶段，而认为春秋时期是“礼崩乐坏”的时代。《战国策·燕策一》载郭隗之言，有“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四句。帝道、帝者指五帝时代，王道、王者指夏、商、周三王时代，霸道、霸者指春秋时期，强国之术、亡国指的是战国时期。五帝时代，特别是尧、舜时期，效法“天道”，政治制度以“天下为公”为基础，政治文化以“大同”为价值，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的平等，是这个时期的社会特征，简单说，就是有饭大家同吃。三王时期，虽是“天下为家”的时代，但社会文化氛围强调德治，即领导人为人民服务，领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简单说，就是群众没有饭吃，领导不吃饭。五霸时代，霸主挟天子以令诸侯，其文化价值，领导人自认有特权，但是，领导人在享受特权的时候，也需要兼顾群众的生存问题。简单说，就是领导吃肉的时候，应该给人民留一点肉汤喝。而强国之术，强调的政治文化是弱肉强食，《论语·颜渊》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 ”《史记·天官书》说：“顺之胜，逆之败。”这些话所表述的行事原则，就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文化价值。简单说，就是群众顺从则有饭吃，不顺从则没有饭吃。

从大同至小康，从小康至春秋，从春秋至战国，是中国社会制度不断退化的过程。 《孟子·告子下》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 ”《道德经·德经》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大体说的是从大同以下的社会蜕变带来的观念变化：道与大同时期相联系，德与小康时期相联系，而仁、义、礼则是小康之后至五霸时期的政治文化。

与孔子一样，屈原也是有坚守的政治家，他之所以能坚守，就在于他是一个深沉的思考者，一个关心楚国命运的政治家。屈原思考拯救楚国的指导原则，思考历史与现实、自然与社会的有关问题。屈原在思考楚国的现实困境的时候，提出了解决楚国政治困境的方法，就是要实现尧、舜、禹、汤、文、武之“美政”。因此，与其说屈原是法家或者改革家，毋宁说他是一个坚守传统的儒家思想家。他的思想价值，不在于他在战国时期体现了怎样的改革意识，而在于他知道人民的幸福依靠回归“选贤与能”的美政。这就使他与同时代的打着改革旗号的势利之徒划清了界限。

纪念屈原是为了提升时代

我们今天纪念和评价屈原，不能仅仅停留在给屈原加一个“爱国主义”的标签，更应该看到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实质。

屈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这个表述没有错。但要看到，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为对楚国昏庸和奸诈的政治家以及不能选贤与能的政体的强烈批判，屈原希望在楚国有公平和正义，正道直行的人受重视，而枉道邪行的人被抛弃，但是楚国的现实正好相反，所以他有强烈的不满。屈原的爱国主义是建立在“正道直行”的基础上的。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 “屈原放逐，著 《离骚》”，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 《离骚》。 《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 《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的不朽诗篇《离骚》，整篇文章所要表达的，是 “离别的忧愁”。而之所以要离别，就是因为在楚国没有受到公正待遇。

在 《离骚》中，屈原首先陈述自己的才能，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自己认为自己是正道直行的君子，但是，楚国谗佞当道，楚王不觉悟，不但不能近君子而远小人，反倒是远君子而近小人。屈原虽然知道楚国社会氛围黑暗阴险，但决不妥协，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屈原试图改变在楚国的处境，曾经 “上下而求索”，虽然努力了，但是，世俗混浊，楚王昏庸，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屈原忖度自己在楚国不可能有任何前途，因此偕仆夫与马周游，但周游一圈后， “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虽然最终不忍离去，但他对于楚国的政治已经绝望了。

屈原是历史中存在过的真实人物，同时也是经过历代文化人和屈原的崇敬者不断诠释过的文化符号，我们既要还原历史中的屈原，也要注意后代人对屈原的诠释。既要强调对屈原正面的诠释，也要注意批评者的文化立场。总而言之，在中国文化史上，无论是赞扬屈原，还是批评屈原，他们都是把屈原当作一个有价值的样本，体现他们对屈原的尊敬和同情。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还原历史，就有了科学的立场。

屈原是历史人物，我们今天纪念屈原，应该有21世纪的眼光，应该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立场上。屈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站在世界立场和现代立场上，我们评价屈原的时候，就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给屈原加一个 “爱国主义”的标签，更应该看到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实质。屈原是在一个缺少公平性、丧失了正义价值的时代，积极倡导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并痛苦地追寻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的伟大诗人。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价值也正在此。

研究屈原，既是为了还原历史，更是为了学习屈原。学习屈原，既是为了提升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提升我们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