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从女城管打人和小贩自焚说起（2）

2011年国会选举期间，在宣传女性候选人时，埃及撒拉菲努尔党（Salafi Nour Party）在每位女性的脸部位置盖上一朵花。女性不应该被看到或听到——她们的声音甚至都是诱惑——现在她们进入了埃及议会，从头到脚都被黑色覆盖，而且从此一言不发。

正如一位阿拉伯妇女所感叹的：“我们的政治革命不会成功，除非思想革命同时发生——社会、性、以及那种在思想和卧室中推翻了穆巴拉克的文化革命”。然而现实却是比本阿里、穆巴拉克落后而又保守的伊斯兰政权取而代之，所有已发生的所谓民主革命都已经变成当年伊朗一样的伊斯兰革命。

现在我们再看已经处于内战状态的叙利亚。这一次，我们换个角度。2012年5月17日星期天，我去德国法兰克福。却意外发现超出想像规模的警察和警车。在西方生活十多年，早已习惯民众游行和示威，也早已习惯零零星星的警车断后或者在前面开路。但法兰克福这种看不见头的警车长龙和一望不知尽头是何处的警察队伍却实在是首见，而且来到现场，集会的人并不多，远远超出需要的警力。经询问当地友人，才知道几天前，这里发生过叙利亚侨民的游行集会，抗议叙利亚政府的屠杀。但游行却演变成打砸抢烧的暴力。法兰克福是德国金融中心——考虑到德国的经济地位这实际也是欧洲的金融中心，其破坏力可想而知。所以尽管这一天发生的游行都是极小规模，但警方却不敢怠慢，可谓倾巢而出。

阿拉伯之春吹到叙利亚之后，西方一边倒的指责阿萨德政府。由于西方媒体对世界的垄断性地位，我们很难一窥真相如何。但是法兰克福却给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透视叙利亚革命群体的视角。

我们想想，叙利亚在德国的侨民，长期浸润在民主和法制的环境下，应该知道游行做为一项权利，也要遵守和平和法制的原则。 而且，他们也应该知道，西方是一直支持叙利亚“人民”的，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敌人是阿萨德，而不是德国政府。但何以他们的游行就演变成大规模的针对德国的暴力行径呢？在德国尚且如此，哪么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又该是如何面目呢？虽然我们没有新闻佐证，但察一叶而知秋，不难想像。最近，叙利亚政府军在首都郊区经过激战收复失地，而且缴获了大量武器。且不说这些武器来自何处（当然是来自西方），仅这种行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接受。毕竟在当今世界，不管有多么崇高和正当的理由，只要行动演变成暴力就失去正当性，政府就必须镇压。伦敦骚乱是由警察滥用暴力打死一名黑人、事后又诬陷黑人袭警在先引发的，

而且这些社会底层平时饱爱欺凌和社会的歧视、不公正待遇，长期积累的愤怒瞬间暴发，这场抗议也迅速演变成暴力。尽管他们的抗议行为非常有正当性，但演变成暴力之后，就成英国的全民公敌，政客和媒体甚至呼吁必要时动用军队。叙利亚从本质上也不过是如此（当然背后有重要的宗教和部族因素），但在西方的媒体上却是另外一种景象。假设西方媒体像报道伦敦骚乱一样，指责抗议民众是暴徒，请问，叙利亚还会是今天的状态吗？

最后，还是要谈一谈利比亚。卡扎菲不经审判就被乱枪打死之后，我在巴黎参加了一个聚会。一位法国朋友刚从利比亚归来，当他得知我支持卡扎菲时（我所谓的支持是如下一段话：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我们应该支持西方攻打利比亚，也应该支持卡扎菲坚持到底，尽可能的拖住西方。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和转移西方对中国的压力），不由得激动的对我说道：“如果在利比亚，你敢这样讲，会立即被处死的”。说完之后，他还用手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我立即回答道：“我当然知道，这就是利比亚的革命群众，这就是利比亚的所谓民主”。随后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判断。

今天的利比亚已经处于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新成立的过渡政府不仅毫无权威，居然还在成立仪式上声称要禁止妇女离婚和成立伊斯兰银行禁止银行利息。革命中崛起的武装力量割据全国，私设公堂、大施酷刑，滥杀无辜，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过渡政府收缴武器的命令形同废纸。不仅如此，他们还无法无天的将国际法庭代表团以“间谍罪”扣押和审判。各个部落则更是武装冲突不断，烽火连天。最危险的则是石油主产区的东部地区在过渡政府的强烈反对下宣布“自治”，利比亚正在走向解体。

埃及的穆巴拉克下台后，许多人声称他的时代已经终结，在政治上他已彻底死亡。但事实上却是，穆巴拉克不但不会死亡——因为产生穆巴拉克的土壤依然还在，新的继任者将会比穆巴拉克还要穆巴拉克。我们看到，掌握过渡政权的军政府，在总统大选前几天，却竟然以违反宪法为由，由埃及最高宪法法院把今年1月刚刚选出的国会解散——这个法院的所有法官都是穆巴拉克以前任命，根据埃及法律，最高宪法法院的裁决不允许上诉。该法院同时还裁定“政治隔离”法律违法。而这个法律本来是禁止穆巴拉克政权及其已解散政党的高级成员在未来10年里竞选公职的。解散国会之后，在总统选举还有几个小时前，军方双宣布修宪，把立法权、预算权纳入囊中。

就是如此，军方还不满足，又决定军队有权决定自身的一切事务，不受民选政府的监督和领导、军方在新宪法制定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若制宪委员会不能正常工作，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将提名组建新制宪委员会、军队扩大了其在维护国内治安方面的地位，并收回了对外宣战权。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新的民选总统几乎完全被架空，成为虚位领导人。不过军方如此出尔反尔，做为军方最大政治对手的穆斯林兄弟会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埃及革命发生后，一向以低调求生存的穆斯林兄弟会宣称不会谋求国会多数，不会参加总统选举。结果却双双食言，毫无任何政治诚信。现在新任总统又声称不会把埃及带向伊斯兰教国，不会废除国际条约特别是和以色列的和平条约，但又有谁会相信他的承诺呢？今后的埃及，将由军方和穆斯林兄弟会分享权利。这样两种政治力量，还能把埃及带向何处？还怎么能终结穆巴拉克时代呢？只要阿拉伯社会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不得到改变，就永远不可能终结穆巴拉克时代。

阿拉伯革命席卷而过的国家，大多数告别专制走向民主（美国支持下的巴林是个例外）。但究竟什么才是衡量制度的标准呢？是制度本身，还是制度运行的结果？过去这些国家是专制，但却走向世俗化、和以西方为榜样的现代化，这也包括保护和提升妇女权益。而今天的民主时代，却开历史倒车走向伊斯兰化、反现代化、妇女权益大倒退，每个国家都处于混乱和动荡。难道我们宁要民主的历史倒车、混乱动荡和分裂，也不要专制的世俗化、现代化和国家统一吗？这岂不是中国文革时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翻版吗”？

不过在这里，确实需要反思一下为什么会发生阿拉伯革命。最根本的原因自然是经济困难，造成人民生活困苦。突尼斯自焚的小贩还是一名研究生，都无法找到工作，更何况普通百姓。在埃及，40%的人口生活水平在每天两美元一下，这样的国家不发生革命才怪。

但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困难呢？

首先是他们错误在西方主导下进行自由主义经济试验。这种试验在西方都结出百年一遇的经济恶果，更遑论这些条件与西方悬殊过大的中东国家。特别是这种自由主义试验，由于强调减少政府开支，减少福利，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和举借外债，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其次则是西方发生经济危机之后，对阿拉伯社会的援助减少了，进口大幅减少了，游客更是大幅减少了，从而令阿拉伯社会恶化的经济雪上加霜。

三是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口条件。如埃及绝大多数是沙漠，9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尼罗河畔，粮食依赖进口。贫穷和传统又导致出生率暴增。从而更加剧整个国家的贫穷化。客观来讲，埃及的经济困难主要和人口增长过快有关。埃及的困难当然和穆巴拉克有关，比如他错误的采纳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政策。但这和他专制与否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做为长期和唯一的领导者，百姓就把所有的不满指向他而已。

阿拉伯之春对中国特别是中国的自由派提出的最大历史命题就是：未来的中国究竟怎样走向现代化。是摒弃阿拉伯之春模式，走自己的路，还是吸取阿拉伯之春的教训，在沿用这种模式的同时，而避免或者减少其成本。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大多数国人恐怕都会选择前者。不过假如自由派能够找出一条既能避免阿拉伯革命的成本，又能把中国带上现代化之途的模式，这将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也将是对整个人类五千年文明最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