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从女城管打人和小贩自焚说起

谁都忘不了2010年底，突尼斯一位普通的街头水果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在被城管殴打后，愤而自焚。随后这一事件意外地成为声势浩大、改变历史的“阿拉伯之春”革命的导火索。在突尼斯革命成功之后，这位小贩更被塑以雕像纪念。小贩布瓦吉吉俨然成为这场席卷整个阿拉伯社会的革命第一功臣，成为反抗专制和对抗暴行的时代英雄。然而，事实真相却并非如此，这是一个被篡改的历史——尽管它才刚刚发生。

这位小贩自焚的真正原因和目的并不是被城管殴打，更不是后来被美化的反抗专制，而是这个国家以及所有穆斯林国家都长期以来存在的对妇女的歧视！此前，这个小贩曾多次被城管暴力执法，但却并没有引发他丝毫激烈的反抗。而唯独最后一次，他却羞愤之下选择了自焚。区别在于，最后一次对他施暴的是一位女城管！在他所属的部族，被女性殴打是奇耻大辱！这就是他自焚的真相。他的自焚，恰是折射出阿拉伯社会一向存在的男女不平等！比如一夫多妻制（即使一些世俗政权官方禁止，但仍然合法存在。就如同印度法律禁止种姓制度，但却禁而不止）、女性没有离婚权、完整的教育权等等。在极端的沙特，甚至长期禁止女性开车，为此雇用了五十万外籍司机为她们服务。

而令人发指的是，2002年麦加一所学校发生火灾导致15名女孩死亡，当时“道德警察”禁止她们逃出着火的大楼，还禁止消防员进入营救，原因只是她们没有穿戴在公共场合需要穿戴的头巾和罩衣，事件过后没有任何人被审判。而就是这样的国家却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美国不仅给予大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还默许沙特组织海湾联军镇压巴林革命。我之所以对西方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嗤之以鼻，不仅仅在于它有时歪曲事实，缺乏公正性和客观性，更重要的是它的双重标准。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这样哪样的问题，西方只不过出于自己的需要而将之隐藏或者放大罢了。所以才会出现一个村长之死，一个村落出现的盲人和村民的抗议事件，就能够上得了西方媒体的头版头条，而发生在经济首都、世界金融心脏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加拿大曾经的第一大经济体魁北克持续一百多天而且仍在持续的学潮却几乎消音。

然而，这起明明表现的是突尼斯男女不平等的自焚事件，却阴差阳错成为一场风起云涌革命的导火索。更令人叹息的是，革命成功后，女性的地位更是全面倒退。重新合法化并赢得大选的伊斯兰政党，立即声称要按照伊斯兰法制订法律，恢复一夫妻制，对女性的歧视性限制更为恶化。一个导致国家一半人口人权受到损害的革命有什么正当性？不仅如此，宗教性的冲突更是成了家常便饭。

突尼斯由于一场艺术展览引发的冲突和骚乱——一些不明身份的暴力分子相继在首都和周边省份围攻法院、警察局、政党总部、工会机构和大学——竟然迫使政府在首都和八个省实行宵禁。而这个在高档住宅区举行的艺术展，引发冲突的作品不过是一些裸体女人画像、一幅用蚂蚁拼成“真主安拉”字样的作品以及被认为有一些“侮辱”圣城麦加的油画。面对这样的画展，就是突尼斯文化部长马布鲁克也表示，该展览的某些作品“确有亵渎伊斯兰教之处，伤害了突尼斯人民的感情”。如果一国文化部长都作如是观，更何况普通虔诚信教的百姓。所以在突尼斯，经常可以看到狂热的萨拉菲派信众进行大规模反犹游行，他们高举萨拉菲派黑色旗帜和标语“我们都是本•拉登的子民”，并高呼反犹口号。而这在本阿里的时代，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埃及做为最重要的伊斯兰国家，是迄今为止阿拉伯革命持续时间最短、代价最小、交接最为顺利的。这一过程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穆巴拉克宣布辞职。一是选举委员会公布第一位通过自由和公正方式产生的民选总统。这两个标志性事件都是埃及革命取得的实质性、历史性的成果。然而，就在这两个时刻，却发生了同样的举世震惊——特别是令西方震惊的事件：两名来自西方的女记者——一个来自美国，一个来自英国——分别在革命广场上、众目睽睽之下被数百人性侵！

2011年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下台当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39岁首席女记者洛根于开罗解放广场采访庆祝革命胜利的革命群体，却遭到200多名“革命群众”殴打和性侵犯（颇为令人反讽的是，倒是被认为应该被打倒的军方救了她）。

2012年6月24日，埃及诞生首位民选总统，对埃及革命充满理想色彩的英国女记者娜塔莎当天在一名男同事的陪同下来到解放广场拍摄有关女权主义的纪录片，也被数百庆祝的“革命群众”围住， 七手八脚地当众扯下她身上的衣物，肆意性侵。她在事后忆述，几乎所有人都以不怀好意的眼光看著她。让她觉得像是“被扔在一群饥饿狮子里的鲜肉”。

除了由于残忍而轰动一时的性侵西方女记者事件，还有西方女记者“普通”的性侵事件发生。穆巴拉克下台后的当天，另一位英国GMTV电视台女记者约翰逊抵达解放广场后，马上被广场上庆祝的“革命群众”连番掐屁股。更需要指出一点的是，许多女记者被性侵后，由于担心不再接受新的采访任务而忍辱不报。可以说，报道出来的事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

埃及发生革命后，虽然西方政府都保持“中立”或者暗中支持穆巴拉克，但西方媒体却选择一边倒的站在革命群众一边。对事件进行了充分甚至过度的报道（想想西方媒体对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加拿大学潮是怎么报道的吧），并以这种报道影响了民意，对试图继续支持穆巴拉克的西方政府施加了很大压力，也令穆巴拉克和军方一直不敢动用武力镇压。可以说，埃及革命的成功，西方媒体功不可没，埃及人民应该对之感恩不尽。特别是当革命胜利后，更需要西方记者将胜利的场面的传播到全世界。按常理，当这些西方记者来到革命广场时，她们应该被视为英雄、革命功臣或者恩人。但结果却是立即发生的大规模性侵！

面对这样谁也想像不出的结果，我们的结论或者猜测只能是：第一，这些革命群众有着强烈的反西方情绪。虽然西方媒体在革命期间站在他们一边，但双方积怨太深，难以化解。特别是西方偏袒以色列，令阿拉伯世界倍感愤怒和屈辱。所以当革命群众性侵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39岁首席女记者洛根时，对她高喊“以色列间谍、犹太人，犹太人”。第二，革命中混进太多的犯罪分子，制造暴力事件。第三，这是阿拉伯世界普遍存在的对女性的歧视。这就是埃及革命群众的自画像。每个革命群众都至少存在以上的一点或两点。

和突尼斯一样，革命胜利后，妇女的权益和地位迅速倒退。穆巴拉克掌权的2009年，国会通过法律将人民代表大会（People’s Assembly）中518个席位中的64个留给女性。革命爆发以后该指定的名额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