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最大的敌人是昨天的自己（3）

“解释中国”的学术计划，最初萌芽于郑永年1990～1995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一开始，他如同所有学者，在西方主导的政治学世界中，以西方的语言和理论进行中国问题研究，不过很快产生了怀疑。

“西方理论是解释西方经验的产物，马克思的‘劳动分工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都是通过考察当时西方社会，把社会现实概念化、抽象化的结果。中国的现实与西方不一样，生搬硬套这些理论并不能完全地解释中国。”

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郑永年去了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7年，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开始建构他的学术世界。

“在国外最生气的是，那么多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没有一个与中国相关。德国、法国、意大利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转型的量级是欧洲的几倍，却没有能力向世界说明自己。”

在郑永年看来，缺乏认识自身、解释自身的知识体系正是中国始终无法走出历史循环，成功转型为现代社会的症结所在。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中，郑永年最大的痛惜正来自于此，“不仅中国，整个亚洲都面临这个问题，这是一种思想上的‘被殖民’。”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抢政治家的工作，热衷于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在媒体上，每个人都在说中国应当怎么样，应当怎么发展，一个比一个理想。但是民主化不能靠乌托邦，道路并非学者能够控制。如果中国知识界不跳出泛意识化的争论，有意识地建构起重新解释中国的理论，很难找到中国的发展道路。”

郑永年自我定位为一名知识分子，而非公共知识分子。在他看来，两者的区别在于，知识分子做研究、写文章只是为了解释世界，而公共知识分子更着重影响社会和政策，但“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较好的学术基础，可能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批评很重要，如何批评也很重要。一个人生了病还是想治好的，知识分子要有建设性的批评，不要过于情绪化和政治化。知识就是知识，不是为政治服务的，如果知识产生了政治和社会影响力，那只是副产品。”

最大的敌人是昨天的自己

为了保证学术研究的时间，郑永年尽可能保持简单的生活方式：不随便参加饭局，周末呆在办公室做研究，每天至少抽出两个小时进行一个人的思考和写作。唯一保留的兴趣是跑步。

“跑步可以培养三种感觉，孤独感、饥饿感和疲惫感，尤其是孤独感，对于学者很重要。孤独感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做学问的人没有孤独感，很难有冷静的心智。”

身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郑永年有时不得不面对一些繁琐的行政事务和不得不参加的会议。他偶尔会开思想小差，独立思考自己的问题，大部分的专栏文章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

他每年都会到中国的基层和农村进行考察，并跟各个层级的政府官员打交道，“帮政府做研究或讲课的同时，我会抓紧机会去了解这些体系的运作，有些东西不能写出来，但帮助我认识这个体制非常重要。”

郑永年的生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切为了学术”。实际上，与郑永年做人物访谈很不容易，每次不出3句话，他总能不自觉地把话题转回到学术上面。他坦言，为了实现学术理想，自己放弃了很多东西。

“我确实对这个社会很关心，否则尽可以选择更享受、更容易的生活方式。我从农村出来，亲身经受过中国底层社会最黑暗最丑恶的事情，我不希望这一切继续下去。年龄越大，这种责任感越重。”

“郑永年是一个爱国者。”王江雨说，他与郑永年相识8年，两人可谓“学术之交”，“郑永年研究中国问题是一种实证研究，他关心的是事实，而不是结果。对于好的，他会表扬，对于不好的，他的批评也很给力。”

“对于中国大方向、大政策，他把握得比较到位、比较及时，并且善于运用中国大陆、台湾以及西方都能接受的话语。但缺陷在于他对于国内情况虽然经常跟踪，却缺乏真实体验，对国内的人来说总感觉他说得不解渴。”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在博客中如此评论郑永年的学术观点。

郑永年并不关心外界的评论，他担心的，是东亚研究所已占据新加坡研究中国问题的垄断地位，“这很难进步，所以我必须每天修正甚至否定自己的思维和观点，我最大的敌人是昨天的自己。”

现阶段的中国如同一个巨大的谜团，充满了变动和憧憬，也涌动着浮躁和不安。在郑永年看来，这种变化正是中国转型的良机。

“你看到的可以是一个很糟糕的社会，也可以是一个改造得更好的社会。”接近知天命之年的郑永年非常认真地说，“我希望活到100岁，好好地做学问，把中国解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