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派二十年：“士大夫下海”和中国奇迹（3）

两个文件

毛振华曾说他将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创办起来这件事，对陈东升的冲击是很大的。在这之前，两位武大的同学从本科到博士一直相伴而读，他们曾经无数次交流过彼此的创业设想。有一阵，陈东升的夫人去新加坡留学了，毛振华常骑着自行车，晃晃悠悠地从中南海（他那时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工作）骑到东单陈东升的家，整宿整宿地聊，夜深了就抵足而眠。

彼时陈东升在《管理世界》做“中国500强”的评选，对国际商业的状况有更深入一些的了解，他总对田源和毛振华说，市场经济条件下，西方商业世界哪些行业最红火、最具前景，在当下中国就最有机会。毛振华深受启发，一定要做一个中国没有的行业，甚至连公司带“中国”字头的意义和好处都是陈东升撺掇的。“东升是一个思想家和理想家，相比而言，我更微观一些。”

在与同学多次碰撞协商后，毛振华决定从事信用评估，他要做一个中国的穆迪公司。事实上对于毛振华，穆迪公司只是偶尔在报纸上看到，或者在广播上听说，但这样的表述在他脑海里却留下了深刻印象——“穆迪公司调高了中国政府的发行债券信用等级”，“穆迪公司调低了中国政府的发行债券信用等级”……

这一年小平“南方视察”后，国家体改委随即颁发了两个规范性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毛振华至今感激这样及时的政策，他认为这两个文件“掀开了中国企业进步的革命性篇章，真正地影响了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

陈东升对这两个规范性文件的评价是最高的，他认为这两个文件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甚至把这两个文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1978年关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等同，“只不过是因为各种因素，没有被大家关注”。“现在人们很少纪念它，但我记得它，因为我是最敏感的，是这两个条例的受益者。当年想创立企业可是不知道资本从哪儿来，有了这两个文件后，就可以去募集资金，可以去依据一种商业模式来寻找投资人来投资。嘉德、泰康，都是在这两个暂行条例后成立的。对这两个文件我记忆深刻，当时天天把它们揣在怀里，办嘉德时，我要起草公司的章程、治理结构，基本上是按那两个文件来起草的。所以，从1992年开始在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企业的创新。”陈东升说。

若论在北京的背景和资源，毛振华比之陈东升、田源差多了，但他靠着一张嘴硬是跑下了一大堆政府部门的红印和启动资本金。在此过程中，他性格中的固执一面大放异彩，他认为创办公司的第一步是先有金融业务许可证。至于跟谁申请许可证，这个体制的“模糊人”心里也很模糊。他从中南海骑自行车到复兴门中国人民银行总部，找主管的处长、司长，跟他们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该不该他们管，以及怎么管？”约人，吃饭，反复跟对方说，自己要筹备的公司在中国是多么的重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到最后人民银行审批阶段，经人介绍认识了央行的领导，毛振华天天去央行“上班”，不断给他们压力，“我又来了！”从那时起，毛振华开始信奉“游说”的力量。这种信奉一直保持到现在。 如果他要做重大的决策，一定要先向所有股东游说一遍。“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就是游说的过程，游说领导推荐你干这个事儿，游说别的股东支持你，还要和你一起创业，都得靠游说，所以游说很重要的。”

比如，他游说股东：“美国信用评级公司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信和影响力？而且它不是美国政府的公司，一个都不是，全部是民间的私人公司，但是它最后做到了这个力量，这个力量能够独立于政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与政府抗衡，它已经是一个独立体系，它的合法性依据美国宪法上第一条，言论自由。”

就这样，4个月坚持不懈的游说，中国人民银行给中诚信发了金融许可证。借岳父朋友的关系，毛振华在国家工商总局也顺利拿到了执照。

因为体改委的两个规范性意见，融资又有了制度上的保证，接下来的事情对毛振华来说，相对容易了一些。毛振华给他的中诚信找了12个国资背景股东，第一期资本金2000万元，一次到账500万，余下的3年内分批到账。股东们基本都隶属于金融业，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国家机关单位等。

“当时所做成的事情，现在看来几乎完全不可能。那时候没有概念，一心就想游说他们，有机会找到他们的领导就说：这东西别的国家有，中国没有。不过我也不敢要太多的钱。”1992年10月8 日，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成立，一家从事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与评价的独立中介机构宣告诞生。第二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这一消息。

“弃官从商”在1992年已成趋势，与上一代多自乡镇企业出身的企业家相比，这些放弃体制内身份的“模糊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学位，他们对经济问题有广阔的视野，对当时中国最需要什么有良好的感知。他们中的一些人如田源、武克钢、 金岩石、胡葆森，为官期间曾到国外访问，对西方市场经济有丰富认识；他们也与仍在政府部门工作、对很多关键性资源握有控制权的旧同事有更好的联络。

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决定开始经商时，私人企业在法律上已被容许，所有这些条件使他们相较于上一代企业家有着巨大优势。

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这拨来自体制内创业者的成功，重要的原因是有制度上的保障——公司可以真正私有；再者，他们起初从事的产业都是高附加值的，诸如金融服务、地产、咨询，甚至高科技。“当他们开始从商时，这些部门还不发达，所以十分有利可图。因此他们在几年内积攒了一个普通乡镇企业家或许需要数十年才能积累的巨大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