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派二十年：“士大夫下海”和中国奇迹（4）

中国秘密

中国过去20年经济增长的最伟大成就之一是形成了一个企业家阶层，分歧或在于，这个企业家群体的来源及其使命。不同于张维迎对企业家的代际（三代）划分，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中国企业家其实才走过第一代。

独立经济学家金岩石也是“92派”的一员（1985年便官至局级），1992年在美国“下海”，他甚至认为中国真正的企业家阶层始于1992年。在此之前，除了国有和集体企业，个人经商开办公司仍不合法，只有社会底层甚至刑满释放人员以“个体户”之名从事商业交易，制度安排上没有给文化人提供太多空间。 直至1992年两个“条例”颁布、1993年底《公司法》出台，国家在法律层面上终给民营经济留出舞台。

按照金岩石的界定，中国企业家阶 层有4个来源：第一拨来自草根，上世纪80年代草根民营企业艰难成长，虽然很多遭淘汰，但如梁稳根、郑永刚，经历了一段灰色地带的积累，一路走来，成为民营经济的中坚；第二拨源自国企或集体经济的改制转型，代表人物如鲁冠球、柳传志，他们顶着“红帽子”游走在体制的边缘，后以 《公司法》为基础，完成了制度性的变革（产权）；第三个来源是“士大夫下海”，这是一拨白手起家的官员群体，在1992年前后还相对弱小，但智商高、情商高、有胆识，成长速度在其后20年被证明是最快的；第四拨为海归创业者，代表人物为张朝阳、李彦宏等。

“所以如果仅仅把‘92派’定义为‘士大夫下海’，这既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也降低了1992年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意义。”在金岩石的理解里，以“四大来源”构成的企业家阶层的崛起，与1992年脱不了关系，没有这一年及其前后几年的若干重要因素（1989年风波、小平南方视察、两个条例、《公司法》），企业家阶层的崛起或许还得推后若干年。

在我们对“92派”十多位企业家的采访中，多数企业家谈起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都认为“风险意识”（或冒险精神）是最为重要的构成要素。如果把企业家的利润定义为风险财富，或可准确理解企业家事实上是一群能够主动承担风险的人，勇于挑战风险追求卓越是他们的共性，而这一人性特征也并非来自遗传。

一旦风险财富成为社会财富的主流，任何成功，无论是政治、商业还是文化上的成功某种程度上都来源于伟大的“投机”——在普通中国人的认知里，“投机”并非善词，投机意味着“偷鸡”，但实际上现代经济学已经为“投机”正名，nothing venture nothing gain（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学界有极端观点认为，“士大夫下海”是政治投机失利，从而转向商业投机，所以我们有必要厘清，“92派”企业家是否成长于体制内外之间的灰色地带（包括权力的灰色地带和法律的灰色地带），“92派”是否自觉或被动地使灰色力量演化成现代商业文明和企业文明，“92派”是灰色地带向现代企业和商业文明的推动者吗？

我们经过考察发现，“体制”是“士大夫”们最初的精神脐带，这锻炼了他们更宽广的宏观视野和对大局的驾驭能力，但也可能成为他们的精神掣肘。这是“92派”的核心特征。中信出版社今年6月出版的《92派》一书，呈现了“士大夫”企业家（主动或被动） 离开体制最后可能反哺体制的全过程。

“士大夫下海”和“中国秘密”、“中国奇迹”之间有无本质关联？后者是当下最热门的国际话题。在中国近三十多年的增长故事里，有两位互相依存又互相掣肘的主人公，一为政府，二为企业家。简单而言，“中国秘密”、“中国奇迹”实际上是一道“二选一”的智力题：到底谁才是中国近三十多年增长故事里真正的主人公？政府还是企业家？在中国经验和人类历史中辨析这一主题，是刻画“士大夫下海”的历史坐标的必要途径。

当然，我们的叙述仅提供了这一命题的可能答案，而不是惟一答案。

增长，确切地说是为什么会增长以及如何才能增长是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早期，经济学家相信“蛮力增长”，即投入更多的资本和劳动以实现增长，他们甚至认为，这如果不是增长的唯一来源，也肯定是增长的最主要条件。“蛮力增长”的逻辑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受制于收益递减规律，维持一定的增长率，势必要不断提高投资率，这不符于人类的一般经验。更多的投资可以短期内提高产出水平，但不能提高增长速度。

继而，经济学家相信“精明增长”，即创新和技术变革是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只有创新和技术变革才能将一个经济体从收益递减规律中解救出来，即用更好的技术和设备来装备既定的劳动力，既提高产出水平，也提高增长速度。只有持续的创新和技术变革，才有持续的增长，这已经是共识。

但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认为创新和技术革新是外生的，它能否发生取决于政府政策或运气。他们还没有发现经济体内部存在着创新和技术革新的动力机制——企业家和利润。他们还不能回答，为什么有些历史时期创新是加速的而另一些时期则变慢。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回答了到底是什么力量加速或阻碍了经济的增长。

1980年代，经济学家对创新和技术进步机理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他们发现，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内生于经济体中的，并主要由企业家完成。创新和技术进步率决定了经济的增长率，而创新和技术进步率取决于最能干企业家的能力。

企业家才能依赖于个人的“洞察力”、“决策力”、“反应力”和“想象力”，部分后天习得，部分则可能是天生的。从熊彼特的著作起，“企业家”开始回归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也拉近了自身和现实的距离，并大大增强了对现实的解释力。企业不仅仅是一条成本曲线和需求曲线，企业家也不再是数学曲线的无差异执行者。

其后的经济学者延续这一思路，提出一个经济体保持增长的4项建议：（1）创办企业是相对容易的，减少费钱费时的官僚审批制度；（2）必须有鼓励企业家创新和技术变革的报酬结构，包括财产和合同法规。（3）政府一定不能有旨在瓜分而不是做大蛋糕的行为；（4）必须保证获胜的企业家和大型成熟企业有持续的创新动力。

简要而言，做对了（1）和（2），才有了“中国奇迹”；要续写中国的增长故事，还必须同时做对（3）和（4）。

“92派”企业家的故事，是对（1）和（2）最好的证明。其中，对（2）最生动的证明，可能是1992年国家体改委颁发的《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是公司法和合同法，而这两个文件正是公司法和合同法的雏形。

这是中国企业制度变革的转折点。这之前，股份公司只是个别试点，自这两个规范文件出台起，建立股份公司真正合法化，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也初现轮廓。这两个规范文件的出台，引发了一场蔚为壮观的“下海”潮，中国真正进入企业家时代。

企业家人才在政府和工商业之间的配置状况是观察一个经济体最重要的视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士大夫下海”有其独特历史含义。中国历史从来都是人才配置“单轨制”，体制通过科举、战争等形式吸纳人才，大面积的“士大夫下海”意味着人才配置出现双轨制，企业家人才罕见地由政府配置给市场。

张维迎解释了“士大夫下海”和“中国奇迹”的逻辑关联，他说，“企业家人才在政府和工商业间的配置是经济发展最关键的决定因素之一，如果不是唯一决定因素的话。一些国家之所以不发达，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企业家禀赋，而是因为他们的企业家人才被不当配置于政府或非生产性部门中去。”

张维迎说，最具企业家才能的人在创造财富而非分配收入和寻租，是“中国秘密”的最重要原因，也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抹杀中国增长故事里另一个主人公“政府”的作用也是不公平的。政府主导的优越性在于动用大量资源实施增长计划，特别是当他们身处危机、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政府也展示了他们的学习能力，通过联合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共同寻觅国家发展的比较优势，并贯彻这一比较优势。

但中国的经验表明，良性的政府是偶然的。当危机逐步减缓时，政府的其他动机将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当民间的权利意识不断苏醒时，他们不是收缩而是扩大自己的权力地盘，直到自己重新成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

描述“92派”的历史坐标和使命还需要选择合适的参照，特别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企业史。从1865年到1914年，约五十年时间，美国工业总产值从不足四十亿美元增加到242亿美元，到1894年， 美国工业总产值已经跃居世界首位。这是美国历史的黄金年代，也是美国企业史的黄金年代，出现了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等一批企业家，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非“商业领袖”一项能囊括。“92派”可能是这些故事的中国版本。

同时需要参考东欧特别是俄罗斯的转轨经验：既观察在权力和民意的夹缝里的企业家群体的跌宕命运，又思考如何规避他们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