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前红：司法如何面对民意

近些年来，关于司法与民意的关系问题引起了法律实务界、学者和民众的激烈讨论。有论者认为，司法判决应当严格依法办案，排除媒体和民众的影响；亦有论者认为，司法判决应当考虑社会大众的观感，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两种观点都有一些道理，但是，这些理论运用到实践中时，往往捉襟见肘，首尾难顾。

有一个发生在中国中部某省法院的真实案例。某中级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当事人，因听闻案件判决结果可能于己不利，在该法院大楼内喝农药自杀。既见亲朋成新鬼，当事人亲属好友第二天又是大闹法院，又是堵塞马路，使得该法院正常工作全面停摆，上上下下只得全力应付这起突发事件。最后法院无奈，赔钱以“息事宁人”。

此类案件并非个案，在现实中呈高发态势。笔者在网上搜索，发现全国发生过很多类似案件。可以说，司法权威不时因现实的“强烈”需要而透支和打折。任何一个地方党政领导人，在现行维稳问责体制下，不可能心脏强大到为了维护司法权威而导致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那么，不妨对上述问题转换一种思路，司法应当如何面对“民意”或者是“民愿”，甚至是“民怨”？观诸人类司法文明演进史，找不到一套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不管司法体制成熟与否，都可能在特定情形下遭遇困境与质疑。

美国民众尊重司法权威

对司法制度的考验往往发生在危机时刻。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应对“大萧条”，新任总统罗斯福采取了一系列的国家干预政策，并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立法，但是，诸如《工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等很多重要的新政立法，被联邦最高法院每每以经济社会立法干涉“契约自由”为由否定。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不仅使罗斯福的改革陷入被动局面，也导致了民众的普遍不满。

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可以提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罗斯福在第二个总统任期伊始，下定决心攻克保守主义倾向严重的联邦最高法院。1937年初，罗斯福政府酝酿了“法院填充计划”，以此改变最高法院的法官人数，进而影响并控制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计划一经发布，就令政界和民众感到惶恐，很多支持罗斯福的选民也对该计划表示怀疑和反对，罗斯福本人和国会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计划最终破产。

美国这段历史使我们看到，即使大多数民众并不满意最高法院的判决，依然对最高法院的权威表示了适度的尊重，在最高法院陷入危机的时候，人民给予了坚定的支持。

司法权威一旦建立并成熟以后，可以从政治和法律角度维持一个社会高质量的稳定。在2000年美国大选期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布什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的票数非常接近。戈尔认为，佛州的投票过程由于技术原因出现了很多废票，向法院申请要求人工计票。但是，以极微弱优势领先的布什则反对重新计票。这场官司一直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后，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微弱多数判决布什胜诉，从而也帮助他赢得了2000年的美国大选。在这个世纪判决中，很多人对最高法院的判决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其中包括最高法院的四名大法官。纵然如此，包括戈尔在内的绝大多数民众最终还是接受了最高法院的判决。试想，如果没有司法权威的介入以及人民对于司法的极大信任，在那样的白热化局面下，竞选双方恐怕就要在战场上厮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