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发展经历也很能说明问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 李大钊经过深入分析认识到,俄国革命者之所以能够取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他说,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马喀士(马克思)的功业” [7] 。由此,他通过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革命实践性,从而坚定地信仰并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五四之前,毛泽东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经过了五四运动洗礼,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理论,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迅速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自己回忆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8] 1921 年 1 月,在给蔡和森的信中,完全赞同蔡和森提出的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并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9]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完全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掌握,或者说已经完全马克思主义化了。
历史事实表明:只有那些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知识分子,才能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主体。 这就是说,知识分子要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主体,首先要有一个自身马克思主义化的转变过程。
然而,世界上没有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知识分子要真正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必须认真学习、真正弄懂、坚定信仰和切实运用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掌握知识分子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所谓真学,就是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而不是敷衍潦草的、表面肤浅地、浮光掠影地仅仅了解马克思主义。所谓真懂,就是切实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科学掌握并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而不是仅仅记住马克思的个别话语和词句。所谓真信,就是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敢于捍卫马克思主义,乐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社会、理解人生的科学理论指导,而不是表里不一、三心二意、人格分裂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真用,就是在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中真正运用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的、脱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关于理论家的论断富有经典性和启发性,他指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作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 [10]
马克思主义掌握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个逻辑环节,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可能性的理论主体。由此开始,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有可能通过马克思主义化的知识分子向社会大众输送,有可能开始由理论家的理论创新成果向社会大众集体意志的飞跃。但是,这也仅仅是第一个环节,仅仅是可能性理论主体的生成,仅仅是开始而不是完成。因为,如果马克思主义化的知识分子不能把自己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输送到社会大众的头脑当中用以武装群众,他们就还不是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主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运动也就不可能真正展开。
三、现实性过渡环节的构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大众化
由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讨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下一个逻辑环节,即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大众化问题。这个环节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性理论主体的必要阶段,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社会大众的现实性的过渡环节。
仅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同社会大众发生联系,这样的知识分子同样也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这样的知识分子只是学院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书本上,存留在头脑中,成为精心赏玩的工具,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群众的实践,作为指导群众实践的工具,从而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曾经对这样的理论家批评道: “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 [11]
如前所述,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化,只是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的可能性条件,而不是现实性条件。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主体,必须能够在同社会大众的直接联系中,把自己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到社会大众中,同社会大众沟通起来。
这就存在着一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同社会大众相结合、实现自身大众化的问题。毛泽东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大众化,他认为能否同社会大众相结合以实现自身的大众化,是革命知识分子同反革命知识分子的分界线,也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分界线:“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 [12] 一些人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不愿意同社会大众相结合,不愿意深入群众实践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这种人只能说是口是心非的而不是真心实意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13]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在谈到青年成长道路时也指出,青年人要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同社会大众的实践相结合,“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知识常新和发展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也是青年锻炼成长的有效途径。” [14] 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分子要提出真知灼见,创造学术精品,也必须“深入实践、深入群众,……努力从人民群众广阔而丰富的实践中提炼研究题材,汲取思想养分”。 [15] 可见,知识分子同社会大众相结合以实现自身的大众化,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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