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那些年，我们一起当过知青

兵团知青和插队知青

最近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知青》以及关于“知青一代开始左右中国命运”的种种说法使人再次关注那场影响巨大的运动。与任何一国、一地、一个行业或“一代”之类的群体一样，“知青一代”的经历与价值观也是多元的——我甚至认为“知青一代”的多元更为突出。所以我反感那种动辄声称代表一国或一代人立言的说法。我只是作为当年知青中的一员谈谈自己的想法，我想这些想法还是可以引起讨论的。

要说明的是，当年的“知青”其实分属两大类：农场或“兵团”知青与插队知青。有时人们会把“回乡知青”作为第三类，事实上1950年代最早的“知青”还多是指他们。因为那时户籍身份制尚不严密，中学生也还奇货可居。在“大跃进”以前的工业化初潮中，农民子弟中学毕业“安排工作”的几率很大，回乡务农遂成为一种特别现象，谓之“回乡知青”。但是后来户籍身份制严密了起来，而且中学也算“普及”了（尽管“普九”直到世纪之交还在搞“攻坚战”，但文革时期基本上只读读“毛主席语录”的“戴帽初中”，即国家完全不投钱、“小学毕业教中学”的“大队办初中”的确一度非常普及），“农之子恒为农”遂成为理所当然，农民子弟读了中学回来继续务农与一般农民无异，国家的“知青政策”通常也不涉及他们。那时有些城里干部与其他“城里人”的子女不愿到国家指定的地方“插队”，而自行联系到父母原籍农村，“回乡插队”，那也算“插队”，与农民子弟回乡仍是不同的。所以大规模知青运动时期所谓的“知青”一般就指插队知青和农场-“兵团”知青，是不包括“回乡知青”的。

而这两类“知青”其实也有很大区别：“兵团知青”虽然也很艰苦，但当时算是分配了“正式工作”，领的是“国家工资”。虽然“工资”极其微薄，但仍比当时绝大多数农村生产队的“工分”收入高而且稳定。他们生活在国有农垦“单位”中，自成一种独特的“知青社会”或“兵团社会”，其实与通常的农村/农民接触很少，甚至完全是隔绝的。他们的身份，好听的说法是“兵团战士”，实际是农场职工。虽然无法与在城就业相比，但在大规模知青运动初期，由于他们的“待遇”一般好于“插队”，还是令人羡慕的去向，那时无法留城就业的毕业生中，很多人曾千方百计找门路去“兵团”而不愿去“插队”。

但是，也正因为他们的身份算是国家职工，后来的“招工”一般就与他们无缘，只有“招生”（到大学当“工农兵学员”，那时没有“高考”，这种招生几乎完全是政治选拔）和“招干”适用于他们。而作为知青出路的这“三招”中，“招工”无疑是大头，招生招干的规模都不能与之相比，而且政审之类的限制也严苛得多。于是通过招生招干离开兵团的几率要比通过“三招”尤其是招工脱离“插队”生活的几率小得多，所以“兵团知青”的知青生涯往往比较漫长，超过10年的不算罕见。大量兵团知青都是在改革初期上山下乡政策取消后的“返城大潮”中集中返城的，后遗症（由于成家、大龄等原因回城后生存与就业都很困难）也更严重。事实上在知青运动后期，去“兵团”已经比“插队”更不受知青们的欢迎了。

而“插队知青”则直接被打发（“插”）到农村生产“队”去当“人民公社社员”，实际就是当农民。他们与一般社员一样“挣工分”，没有稳定收入。除了“知青政策”规定的一些照顾（主要是少量的“安置”费和第一年的生活费）外也没有什么社会保障，绝大多数人在整个知青生涯中经济都不能自给，要靠城里家庭资助。他们没有兵团知青那种“职工”身份，又不能获得“贫下中农”的“红色成分”，永远只能是非工非农的“接受再教育”的一群人，如果不脱离“插队”，老死了也只能叫“知青”。因此无论经济条件还是政治身份他们都不如那些“兵团战士”们，但他们真正是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农村当过农民的人，对农村状况农民生活的了解应该说是超过兵团知青的。

而由于他们不被认为拥有“正式工作”，所以和农民一样当时都属于可能被“招工”的对象。又由于那时当局心里清楚他们实际上很难在农村“扎根”，时间长了难免成为不安定因素，只是因为经济萧条不得不推迟他们的就业，所以多数情况下，那时的下乡“招工”政策还是向“插队知青”倾斜的。事实上除了一些有门路的农村基层干部子弟可以抢夺知青的“三招”名额，一般农民子弟的招工机会还因为知青的存在而严重地减少了，这也是当时所谓知青运动造成“三不满意”中的“农民不满意”的一个由来。

因此平均而言，插队知青的知青生涯要比兵团知青短，他们大多数在农村2-4年就离开了，真正全程经历了知青运动盛衰过程的人并不多。由于是陆续离开，他们也没有形成兵团知青最后作为大龄“青年”集中返城那样的“大潮”。不过，由于当时的“三招”都有政审、体检条件，一些因“出身不好”或“表现不佳”（绝大多数与文革时的遭遇或与当地干部关系不佳有关）政治上受歧视者，或体检不达标者（如笔者是因为目疾），“插队”时间也会很长，乃至超过多数兵团知青。他们应当算是整个知青运动中遭遇最坎坷的一群人了。

此外，在知青运动后期，由于李庆霖“告御状”后知青分散“插队”的弊端逐渐引起注意，知青政策出现了“集中安置”的趋势，除了在有条件的农村安置规模较大（一般都在10多个人甚至更多）的“插队知青小组”外，还兴起了一种创办“知青农场”集中安置知青的模式（以前也偶有此种做法，但不流行）。知青在这种“农场”中也是自成小天地，与普通农村/农民分离。但与国家为“屯垦戍边”之类战略目的设置的“兵团”农场不同，这类“知青农场”并非正式的国有农垦单位，只是作为分散插队的替代方式，承担临时安置功能。它们与城里的“街道工厂”一样属于所谓“大集体”，没有国家正式职工待遇和固定的收入，国家也同样在这些知青中实行类似插队知青中的招工政策。

因此笔者认为他们实际上是插队知青的一种变形，而与兵团-农场知青完全不同。与通常插队知青的区别只在于到了这时，知青运动的“就业缓冲”实际目的已昭然若揭，意识形态色彩已大为谈化，以至于形式上也采取知青与农民分隔的方式，不再顾及“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的方便了。很多县办的此类农场用于临时安置本县干部子女，遇有招工名额也优先拨给，使这种农场知青的流动性甚至比插队知青还大。农场本身也缺少长远前景，知青运动结束时它们基本都消失了。

以上两者中，插队知青的数量在整个知青运动时期要比兵团知青多得多，应当是“知青一代”的主体。但是他们当时就较为分散，后来在“回城大潮”中的影响也远不如兵团知青，由于平均插队时间较短，他们作为“前知青”群体的凝聚力也比不上兵团知青，因此在如今的“知青话语”中他们的声音也比较小。这次的电视连续剧《知青》也主要是反映兵团知青生活的，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但是我相信一个插队知青、而且是在村时间很长的插队知青的眼光留下的观察，也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