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那些年，我们一起当过知青（2）

土插队与“洋插队”：关于我们与当年传教士的联想

从1969年到1978年，我作为插队知青在广西田林县的壮族山寨生活了九年，可以说基本经历了大规模上山下乡知青运动的全过程。我们那里是地道的农村，不是“兵团”或农场，那里地处滇黔桂三省之交，我们县又是广西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稀的县。我们去的平塘公社离县城有两百里，走到通汽车的公路边也要60里，当时那里有的妇女一辈子连县城也没去过。我们那里也算“老区”，虽然田林县1949年以前并没有共产党的活动，但它所属的百色地区当年曾发生过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并由此出现过“右江苏维埃”，整个百色地区因此也属“革命老区”。那时常用“老（区）、少（数民族）、边（疆）、山（区）、穷（贫困县）”来概括中国的五类需要照顾的不发达地带。而这“老少边山穷”五样都占全了的地方，数来数去全国大概也就只有我们那里了。

然而就是在那样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一百多年前居然曾有法国的传教士在这里传教。当年的“西林教案”，又曰“马神父事件”，就发生在我们县（当时的西林县并非今天的西林县，那时该县大半辖境，包括县城在内，今天都属于田林）。此事成为法国参加英法联军侵华的口实，对“民族命运”的影响应该是众所周知了。那当然是一段国耻。而那位被清朝县官处死的“马神父”在我们的教科书上是西方的“文化侵略者”，而在天主教的记载中是“殉道”的圣徒。

后来搞了史学，我还真查过这事。当时清朝的上级官府说根本不知道这事（按清律，死刑是要报中央审批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更说是弄错了，袁伟时先生说这是桩“糊涂案”。不过无论历史评价如何，就他们个人而言，平心而论，这些人在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经济利益可言的情况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是到北京、广州那样的城市，而是到我们那个荒僻、贫困而又充满敌意和危险的滇黔桂边区“扎根农村”，乃至死在那里，也是出于信仰的力量。把这些来华传播基督教并促成中国教会建立的人们与后来苏俄派来传播马列主义并促成了中共建立的马林、罗易等“国际使者”相比是很有意思的：前者扎根于穷乡僻壤，而后者游走于大都市；前者系政教分离下的教会所派，不像后者那样受本国政府派遣、深涉政治运作，在华也有更大的特权；前者的传教更没有后者那样成功，以致后者所传终成官方信仰而有了“政治正确”性，两者受到的褒贬也因而截然不同。

但是，两者来华都是出于信仰（这信仰是否“正确”另当别论），都是未经当时中国政府（敌视西方的清政府和敌视苏俄的北洋政府）允许的违禁冒险，从事这样的活动，套用这次的主题：他们都需要有很强的“个人使命”感，而他们的“使命”又强烈地影响了我们（以及他们）的“民族命运”。

我们公社渭各大队所在的金堂村，古时原叫刘家坨，清末法国传教士在那里修建了教堂后，人们就改叫“经堂”，也就是现在的金堂村。我们插队那时的生产大队部就设在那座教堂——哥特式尖顶已经没有了，但下面的门窗还都是西洋式的拱券。我曾在这个大队部住过一夜，记得当时墙外还保留有1951年大军进山剿匪时书写的大标语，是动员当地群众规劝参匪亲人出来投降的。1970年代我到这里时，已经20多年过去，这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小山村面貌如初。当地人说这里土匪出没不仅是解放初期，清代以来就是如此。

当时我就想，田林县已经是广西的边远县份，平塘公社又是我们县的边远公社，而渭各这个大队，在我们公社也是最边远的大队之一,就在这样一个土匪出没的山旮旯里，这些法国人要待一辈子，真是难以想象。后来我还得知，离金堂不远的另一个当年法国教堂所在地常井村还有个法国传教士墓地，不同时期来华的法国神父死后葬在那里的有6人，其中4人至今留有碑文，这4人都是来华传教1至4年就死去，享年仅20-30岁之间,真是令人感慨。当然他们要在这里传播基督教的努力基本失败了，一百多年后那里并没有多少基督徒。可是我们插队时声称要防修反修建设共产主义农村的想法，不也失败了吗？

知青运动的世俗动机与信仰动机

要说后来我们这些知青，今天说起来也无非是两种调子：或者赞其“理想主义”（也就是信仰吧），或者哀其历经磨难。但是这两者要比起那些传教士来恐怕都还差得远：我们绝大多数知青其实是不得已而“上山下乡”，而他们基本都是出于信仰，志愿来传播福音的；我们多数待两三年就走了（我插队九年已经是我们这批知青中坚持最久的），而他们很多都终生在穷乡僻壤献身于传教，不仅吃尽苦头甚至丢了性命的也不在少数。与他们相比，我们的经历其实太稀松平常了。

今天评价知青运动的起因，不外是两种说法：“世俗动机说”指文革动乱期没搞建设也废了大学，城里解决不了大批中学毕业生的就业、升学问题，而这些被煽动起来革了两年命、造了两年反的“红卫兵”们在搞掉领袖不喜欢的“走资派”以后，也不再有利用价值，必须尽快把他们遣散出城，以免他们继续“造反”添乱。于是把他们弄去“上山下乡”，在经济上可以消除城里的失业危机，政治上又便于建立文革后的“新秩序”。而“意识形态动机说”则强调当局这样做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实现伟大理想，知青们也是相信“与工农相结合”的真理，为了“防修反修”的信念而“满怀豪情奔赴农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