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那些年，我们一起当过知青（4）

作为一个虽非“红人”、但也小小“先进”过一把的当年知青，今天我要对这两种态度说句公道话：人皆有俗，也难免俗。想用表现“积极”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只要不伤害别人（这很重要！为自己得利而伤害他人，这就是恶、甚至是罪了。那个时代这类罪恶确实很多），就无可非议，正如今天打工经商赚钱也无可非议一样。如果这种表现给他人还带来了好处，例如一些知青“赤脚医生”治病救人之类，除了无可非议他还应该得到赞扬。而假如自己先因为受到迫害而陷于不幸，为了摆脱不幸而“积极”表现，那么除了无可非议他还应该得到同情。

但是，问题在于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仅仅用这种世俗动机来解释“表现积极”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当时那种环境与今天的打工赚钱有一点不同，今天打一天工可以赚一天钱，赚不到我就不打了。而当年我们是别无选择，而且环境又不公平，“积极表现”受到赏识改善了处境的当然有，但因为“关系”、“背景”受到赏识、根本没怎么努力就大红大紫的也不少。而更多的情况是你怎么“表现”也没用，人家照样歧视你，你还是在最底层挣扎。在这种情况下，从世俗的角度讲，你的“表现”有什么意义？像我的朋友陈念昆，插队后的六年里一直受歧视，直到第七年才被自治区知青办一位负责人在田林调研中发现，树为先进典型。那么此前的岁月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如果没有那位“伯乐”发现他，他又怎么过下去？

可以设想的答案无非有三：首先，这种“怎么表现也没用”的状态在多数情况下会使人沉沦，许许多多的知青就这么变得玩世不恭，破罐子破摔，一辈子就这样毁了。如今关于知青的文字有的把他们描绘为一群偷鸡摸狗之徒，的确有这种情况，当然这不能只怪他们。——就凭这一点我今天就无法歌颂那个所谓“激情燃烧的岁月”，更讨厌“青春无悔”的说法，尽管我自己并不后悔什么。

其次，面对逆境，一些人也可能善于思考，变成了旧体制的叛逆者，把人生的意义建立在一种别样的理想之上，就像索尔仁尼琴那样成为大彻大悟的先知。但是这实在太难太难，不但难在勇气，更难在环境的闭塞。例如，对于那些投奔缅共、出生入死的云南知青而言，他们并非没有勇气，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别样的理想”，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所见所闻，不可能使他们知道除“世界革命”之外还有什么值得为之奋斗的高尚价值。

但当时我们还是太需要理想、太需要信仰了！这就有了第三种可能：哪怕是自欺欺人、虚无缥缈的“理想”，只要它能赋予我生活的意义，能使我做的一切显得有价值，就能成为我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不自甘堕落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意识形态说“宗教是麻醉人的鸦片”，其实意识形态本身当时就起了麻醉的作用。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是需要麻醉的。尤其是在那个无望或者说是绝望的环境中。从世俗角度讲“怎么表现也没有用”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仍要“表现”？第一固然是俗心未泯，仍在期待“伯乐”，希望这些表现最终能够有用；第二也是“信仰”使然，在看似无价值的存在中似乎发现了某种超验的价值，无意义的生活似乎也就有了超越性的意义。今天回想，为什么我能坚持那么久而没有沉沦？因为我有“理想”。这听起来十分高尚，其实想想也很无奈：除了追求那个虚无缥缈的“理想”，在当时那种状况下你还能追求什么？如果什么都不追求，行尸走肉般地苟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也正因为这样，我当时活得很努力但也很“超越”，比如说读书求知，我那时读书不是为了高考（当时也没想到会恢复高考），也不是为了职业而寻求某个专门领域的发展，就是漫无目的的“爱智求真”：从《解析几何》到鲁迅杂文，从《电工学基础》到《1871年公社史》，从《山垅冷烂田的改良利用》到《韩非子集释》，从《华南经济地理》到《苏联的社会化农业》，从张道真的英语语法到王力的古代汉语、从县里各部门的规划册子到文化馆油印的《北路壮剧曲谱》，凡是能到手的书我都看着很解渴。有时礼拜天走老远到公社赶集，到了不是去集市，而是一头扎进公社办公室去翻看近期积存的《参考消息》和各种部门简报，直到快散集了才去买些剩余货。以至于坝官村的三个男生“赶集看报纸”成为我们公社知青中流传的趣闻。但是看这些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当时的说法叫做“为革命而学习”吧。而“革命”对我而言实际上就是使无意义的生活变得似乎有意义的一种说法。

“大业当从小事谋”

前些年，美国《新左派评论》前主编佩里·安德森在访谈中曾问我：很多人在学校闹文革时的浪漫理想，接触社会现实后都破灭了，林彪事件后更是如此。那么你的转变是在什么时候？我老实告诉他：没什么转变，真正要说转变那是在1989年。他觉得很诧异。其实在农村日久，见到了太多的严酷现实，“理想幻灭”肯定难免，但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也不可能有另一种理想来取代，如果不想自暴自弃而沉沦下去，你还是只能以原来的理想作为精神支撑，尽量赋予沉闷无尽的生活以某种高调的意义。记得林彪事件后《571工程纪要》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的说法的确给了我很大震动，以至于这个《纪要》我当时几乎能背出来，但我还是本能地排斥这种说法。为什么？今天想来其实也很简单：假如我可以逃出这“劳改营”，看到这段话我可能就大彻大悟，“越狱”而去了。但那时我事实上别无选择，那么本来我似乎很有意义的生活一旦被说破——不过是如同劳改犯，而我又越不了狱，那还凭什么活下去？

因此我们那时不能不“崇高”地活着。我当年的日记里有一首“沁园春”词就是这样把“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和眼前的生活相联系的：

光阴一去难留，存耿耿雄心叹未酬。

但北顾天山，逆斡为患，东望闽海，台澎待收。

千仞之阁，起于垒土，大业当从小事谋。

须发奋，耕耘倍勤恳，修补地球。

那时我只能相信我们辛劳的耕作是“世界革命”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不是因为事实如此，而是因为我只能相信如此！

正是由于有这种“理想”，今天一些人赋予了那个时代以许多玫瑰色彩。毋容置疑，今天回顾这一段生活我也仍然有自豪感，自己毕竟没有虚度光阴。大道理不用说，即便从世俗的得失讲，我过去实际上就是在文革前读了六年小学，文革中三年“革命”与内战的“初中”时代实际等于失学，而我1978年从农村直接考取了文革后首届招收的研究生。算起来九年的“早稻田大学”与正常的六年中学加四年本科相比，时间上其实也没吃什么亏。更何况我的价值观、思想、知识结构、社会关怀与人生体验都与这九年的生活有关。这是课堂里不可能有的收获。

从15岁到24岁——应该说这正是人生中最宝贵的黄金时代，也就是所谓的“青春”。就我个人而言，我这青春确实没有什么可悔的。而“理想”也确实是我能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当然，只能是“之一”。我见过太多努力者的不幸结局，如果知青运动晚结束哪怕五年，我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一味讥笑与厌恶“理想”是很浅薄的，即便对于“错误的”理想也是如此。其实，除了个人升官发财这类纯属私欲性质的所谓“个人理想”外（这里并没有咒骂“私欲”的意思，只是通常人们都不会把这样的欲望称为“理想”，一般而言，作为褒义词的“理想”都是具有超越性的），凡具有超越性的理想，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信仰”，在“律己”方面都是类似的，仅就这一点而言，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者和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虔诚的穆斯林或虔诚的儒家并没有多少区别。（就此而言，信仰因而也不该有“错误”与否之分，这也就是信仰自由的理由）不同的只是在“律人”方面——由于主张不同的制度安排，就会导致很大的差异。（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