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那些年，我们一起当过知青（3）

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根据，两种动机也都存在。但是相比较而言，显然我们的信仰动机不能与那些传教士相比。这不仅因为我们中的多数并非情愿，更重要的是：发动这场运动的当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把它当作一种惩罚，特别加之于他们不喜欢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些直接到农村的人更是如此：如果说当时到农场、到“生产建设兵团”还需要某些条件，被“打入另册”者还不配去，那么农村则是完全没有条件、谁都可以去，越是被打入另册者还越不得不去，而受宠者就可能不去的。所以林彪儿子搞的那个《571工程纪要》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话虽难听，当时却引起了很大震动。这就跟国外教会的传教运动完全不同，教会不会专门把它不喜欢的“异端”分子派到穷乡僻壤去传教，把它当作对后者的一种惩罚吧？

其实这样的事也不仅发生在中国，苏联当时许多被宣传得令人“热血沸腾”的“理想主义”事业，今天我们知道参与者绝大多数也非自愿。如著名的“共产主义志愿者建设工程”“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通航运河”和远东那个今天以生产苏霍伊飞机闻名的“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等，其实都是劳改犯聚集，以苦役方式建设起来的“古拉格群岛”。甚至就是过去脍炙人口的“星期六义务劳动”也并不那么浪漫，当时苏俄大理论家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就坦率地讲这是一种“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用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新型的主要强制形式之一，是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国家分配劳动力的办法”来取代自由劳动。布哈林还驳斥了那种认为布尔什维克将允许工人罢工的“资产阶级教授的谣言”，他说：“在实行劳动军、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劳动纪律的年份还发出这种叫声，难道不可笑吗？”你还想为提高工资而罢工？反了你了！没工资白干你也得干，不干就叫你尝尝“专政”的厉害！所以这种“义务劳动”与今天从西方传入的志愿者、义工绝不是一回事，它可不是由着你发挥“理想”的！

我们也经历过类似的事，那时我们参加的不少水库、公路等“革命”工程也是以传统的徭役征发方式修建的，有时为赶工期，过年也不放人，号称在工地过“革命化的春节”。但是普通的农民民工还是大都逃跑回村了，没跑的除了我们少数知青，主要就是“四类分子”（地、富、反、坏）民工。我们没跑是因为村里不是我们的家，而且我们多属于施工员、会计之类不用干重活的“临时白领”，在工地的生活比在村里轻松。而四类分子没跑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是“专政对象”，不敢跑。于是便只有这些最不配“革命”的人来过“革命化春节”了——就像苏联用劳改犯来建设“共青城”。

但是也不能说，那时就完全没有理想和信仰这种东西。今天对于“青春无悔”之类的高调我很不以为然，但要说我应该是有资格讲这种话的。当年我属于少数并非被强制动员、而是自己要求下乡的人，当时只有15周岁。在农村一待九年多，虽说并不是我非要“扎根”，总还是当时被看作“表现不错”的。在那里我入了团入了党，虽然并非大红人，但地、县一级的“先进会”我还是去过几次的。“粉碎四人帮”后“先进”恢复叫“劳模”了，我还在临离开之前当过一届县劳模。

但是我当年要求下乡，其实有具体原因，那就是文革中我参加的“广西4·22”一派当时是失败者，遭到严厉镇压。尽管我作为文革时刚进初中的“新生”只是无名小卒，并未受到冲击，但“毕业分配”时两派的待遇是不同的。属于胜利一派的同学可能有招工名额，我们这失败的一派则基本只能去下乡“插队”。我因为不到16岁，按规定不到“分配”年龄，应该继续读高中。然而在敌对一派掌权的学校继续呆下去我觉得郁闷，也看不到再读两年（当时高中缩短为两年）后会有什么更好的前途。加上我父母所在的教育厅属于“斗批撤”单位，他们都已被宣布作为“下放干部”要离开省城到另一个边远穷县安置，我如果继续念书，到时恐怕也要随父母转学到那里。那么与其到一个陌生地方再读两年最后还得作为县里知青去插队，还不如现在就作为省城知青去了，还可以和我的那些伙伴们在一起。

我这样的动机应当说还是很寻常的。我们那一派当时还有一些人是“武斗”（其实就是内战）中战败被俘，被胜利者作为对“反革命”的惩罚，从俘虏营里直接遣送下乡的。当时随人发到县里的人事材料就要求对他们加以看管“改造”。这与那些为信仰来传教的法国人更有天壤之别了。

但是，即便是这些人也不是没有理想主义或信仰的推动。

我们为什么那么“积极”？

那个时代的一种现象今天的年轻人也许难以理解：不少人受迫害后的反应不是产生叛逆情绪，甚至也不是消极无奈，而是相反，越是受迫害越要表现自己对“革命”的忠诚。你说我是反革命？我就要干给你看看，到底谁才是最革命的！云南的一些受迫害的知青越境参加缅甸共产党军队为“世界革命”流血牺牲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们那里不靠缅甸，无法走这条路，但是越受迫害表现越积极的现象同样存在。我的朋友陈念昆后来到上山下乡运动末期成了全广西第一号知青模范，他当初就是从俘虏营被发配到穷乡僻壤的。他受尽歧视，但硬是咬牙打拼，在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村干出了一番成就。那时不少有背景的“镀金客”下乡一两年就大红大紫，捞足资本而去，他却是苦干九年后才“成名”的。然而很快知青运动就退潮了，他付出了青春和血汗却被社会所遗忘，后来的生活很坎坷，要说没有失落感，非人之常情也。

今天人们对他们这些当年的标兵常持两种态度：或者嘲笑、厌恶他们“极左”，甚至认为他们沽名钓誉别有所图，很为不屑。或者欣赏这种“极左”，至今还歌颂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并认为那时比“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今天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