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的“十大关系”（4）

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较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经验表明，市场机制是经济活力的源泉，是提高企业效率的最佳途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竞争性行业要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基础性行业要打破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对一些公共产品，也要界定产权，积极引入市场机制。但是，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市场本身会失灵，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甚至贪婪性的一面，不受监管的市场也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政府正当干预与政府监管，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能够对市场经济和个人活动起催化、促进和补充作用。政府干预也存在失灵问题，既有“缺位”干预不足，也有“越位”过度干预的情况。政府要转变职能，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转向宏观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其次要建设有效精干政府，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执行能力、财政汲取能力、再分配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能力。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考核制度，为社会提供公平、可及、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就是要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两只手要各得其所，两只手都要硬。它们之间不是相互割裂、相互对立、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政府在组织有效市场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基础设施的硬件投资和对公共卫生、教育、知识、信息的软件投资，促进各类市场资源更有效率的配置。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宏观调控保障宏观经济稳定，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保障民生，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遏制地区发展差距，等等。

八、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基本行政架构为“条”、“块”并存、以“块”为主。这就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面临两个不对称性。第一是信息的不对称性，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大国，人口大国，政府机构层次有共有“五级半”(包括十几个副省级)，层次越多，信息不对称性、信息不完全性、信息不确定性就越明显，治理国家的难度就越大。第二是权力不对称性，既有条条专政过度集权、集中的突出问题，也有块块专政过分分权分散的突出问题，既有“高高在上，官僚主义”的问题，也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核心是要解决好这两个不对称性。

解决“两个不对称性”问题要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大幅度降低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两个成本”。依据宪法明文规定，将现存五级半政府改为四级政府(自治州除外)，地市级与县市级均由省直管，前者主要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后者主要提供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事务。解决“两个不对称性”问题要建立激励相容机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允许并鼓励地方政府自主创新、先行先试，允许地方做中央或国家法律法规不禁止做的事情，中央(领导人及部门负责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并向全国推广。同时允许地方犯错误，宽容创新失败，及时帮助总结教训，纠正错误。中央在制定方针、政策时要照顾到不同地方的特点和利益，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不要强迫命令。充分发挥中央积极性，就是要保证中央的权威，保证国家政治统一、法治统一、基本政策统一和市场统一，保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及巨国规模经济效应。

发挥“两个积极性”要实现集权和分权的相对平衡。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关系经过不断调整，中国总体上已经从中央集权为主、地方分权为辅转向中央集权为辅、地方分权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但仍保留了政治上中央相对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例如：“党管干部”原则、“省级主要负责人中央推荐、地方人大选举”等，在经济上充满活力与在政治上相对统一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因而才能在各种危机面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国家支持、对口支援”，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高度集中、过度僵硬的中央集权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同样高度分散、过度竞争的地方分权也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体制模式应当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混合体制，不断摸索、不断调整、不断适应并使之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挥“两个积极性”要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分工。凡涉及宏观调控、国防外交等全国性公共物品，由中央集中提供;涉及生态安全等全国性公共物品，由“中央出钱、地方出力”混合方式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利用本地信息优势，主要由地方提供，当地方提供能力不足，且要实现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则由国家出钱(财政补助或转移支付)“雪中送炭”。大型交通、电力、通讯基础设施、大江大河上下游治理、区域一体化战略等跨区域公共物品，以地方为主，中央出面制定规划、组织协调，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提供。地方各级政府也要有相应的分工，总体上形成中央决策、国家规划、部门指导、省级政府总负责、地市级和县市级政府实施的分工合作体系和激励相容机制。

全党服从中央，全国服从国家，同时中央要相信地方，依靠地方办事，支持地方创新，帮助地方纠错，指导地方发展。凡是地方想做而做不了的公共事务就帮助去做。制定科学的考评机制与奖惩机制，打破唯GDP论;政策制定上要打破“中央部门说了算”的做法，建立上下沟通机制，调研制度，重大问题和重要政策与地方协调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更加透明、公开、公正，从“部门决策”转向“人大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