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论新时期的“十大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社会重大矛盾关系，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确定国家发展目标政策的基本依据。1956年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既成为党的“八大”报告的主题和指导思想，也成为最初正式编制“二五”计划的指导方针。但毛泽东1957年访问苏联之后受赫鲁晓夫15年赶超美国的影响，改变了原定花50年或60年赶超美国的设想，贸然提出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1995年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作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即“论十二大关系”)讲话，成为制定“九五”计划的重要指导文献。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兼顾五大关系，成为确定“十一五”规划指导方针的重要依据。

在“十二五”时期中国有哪些重大关系和突出矛盾？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思路来突破制约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十二五”规划与之前的规划特别是“十一五”规划有什么联系？又有什么创新之处？如何确定“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这要求我们从战略高度、从宏观层面、以前瞻视角分析“十二五”时期影响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关系，按照“继承历史、深化认识、不断创新”的原则确定“十二五”规划的总体思路和指导方针。

所谓重大关系，实际上就是中国面临的重要深层次矛盾和当前突出问题，是影响中国发展的最大的约束条件，也是我们编制国家发展规划的最大的国情背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矛盾对中国的社会发展都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须抓住那些关键性的、影响全局的重大矛盾，抓住这些矛盾也就抓住了认识中国国情和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是，任何重大矛盾关系始终处于发展演变的动态过程中，即有的矛盾可能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弱化，有的矛盾可能会更加凸显；老的矛盾尚未解决，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出现矛盾的过程，也是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

6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文盲充斥的人口大国变为一个世界人力资源大国，从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大国变成一个世界的新兴强国。中国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其重大矛盾与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大不同于毛泽东讨论十大关系的背景，也不同于江泽民讨论十二大关系的背景。我们需要开展重大专题调查研究，进一步深化认识和讨论新时期中国发展面临的若干重大矛盾，以便形成中国“十二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的关键所在。本研究吸收各方的重要认识，进一步讨论涉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个重大关系。

一、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差异极大、快速发展而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才能保证经济社会顺利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即“天下大治”就是中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之一，更是中央政府向社会所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中国的社会稳定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反之不稳定则具有很大的负外部性。没有稳定的环境，改革、发展就无从谈起，即使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可能丧失。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需要统筹兼顾。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不能超过社会可承受能力，要妥善处理利益关系的调整，合理补偿相关方面的利益损失。要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正确协调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关键是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改革观与稳定观。即发展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改革要以人为本，决策要广泛参与，形式要基于规则，信息要公开透明，改革成果要由人民分享，不同利益相关者共赢；稳定要以人为本，以公民权利为本，通过推进社会公平，调整社会结构，遏制内部腐败，强化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机制，从源头上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结合点是人民的利益，处理好三者关系，根本上是要求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三者的共同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发展促进和谐，以改革巩固和谐，以稳定保障和谐，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