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论新时期的“十大关系”（2）

二、增长速度与发展方式的关系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始终是经济建设的一条主线。从历史上看，领导人的发展观及发展方针经历了“多快好省”(1958)、“加快发展”(1992)、“更快更好”(2003)、“又好又快”(2007)几个阶段，这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调整的过程。我们认为，最适合中国的经济发展方针就是“好”字当头、“好”字优先。因为中国已经处在经济起飞的快速轨道上，“快”已经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好”才是我们始终需要追求的核心目标。

我国已经保持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空前的“发展奇迹”。但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会锁定在“低质量高增长模式”之中，即片面追求GDP增长规模扩张、数量驱动，盲目攀比高指标、高速度，而忽视了提高增长质量和减少发展成本，陷入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成为各级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强迫症”，导致经济结构调整滞后、投资消费比例失衡、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压力加大、宏观经济大起大落。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是实现三个“结构性转变”：一是需求结构转变，即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从业人员工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增强最终消费能力。二是产业结构转变，即由主要依靠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把发展现代服务业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以逐步取代重化工业优先战略模式，⑧同时提高服务业占经济总量、就业总量和贸易总量的比重；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方面大力减少重化工业特别是能源消耗量大、污染排放高的产业部门比重，另一方面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三是要素结构转变，即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三、城市与农村的关系

我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矛盾，突出表现为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一方面是具有现代因素的少数人口的城市，另一方面是非常落后的多数人口的农村。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如何对待农民，实质上就是如何对待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政府的农民政策不仅直接影响农民的切身利益，还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1949年以后，尽管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实行“重工业优先”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优先”社会政策，构建了“一国两制”，人为地采用户籍制设置了两种不同的身份体制，分属不同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城乡之间的劳动生产率、收入水平、消费支出以及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持续扩大。这是对农民进城的“红灯”阶段，强化了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具有较高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出现了城市化大大滞后于工业化的特殊社会现象。

改革以来，开始打破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形成了“三元结构”，即具有现代因素的乡村工业化，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上亿新增就业岗位，也提高了他们的收入，不仅与整个国民经济和城市逐渐一体化，而且与国际市场逐渐一体化，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和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仍然庞大，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农业就业比重仍居高不下，城乡收入差距仍呈扩大趋势，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并没有得以根本缓解，“三农问题”更加突出，显示了限制农村人口进城“黄灯”政策的社会代价。

“十五”时期以来，政府转向对农民工进城开“绿灯”，鼓励大量农民工进城，出现了“第三次解放农民运动”。⑩它不同于第一次土地改革运动、第二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将农民固化在土地上，仍然从事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经济收益相对较低的农业活动，而是促使农民永久性地离开土地、暂时性地离开农村，“用脚投票”的方式进城务工，从而形成新的四元经济社会结构：在农村，农业劳动者和乡镇企业并存；在城市，户籍人口和大量流动性农民工并存。政府面临大量市场性的农民工潮、新的发展挑战和社会矛盾，相应做出政策调整，即从限制型政策转向鼓励型政策，从歧视型政策转向友好型政策，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农民工迅速成为城市非正规就业的主体，成为我国城市经济的主力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