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论新时期的“十大关系”（6）

发挥“两个积极性”要实现集权和分权的相对平衡。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关系经过不断调整，中国总体上已经从中央集权为主、地方分权为辅转向中央集权为辅、地方分权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但仍保留了政治上中央相对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例如：“党管干部”原则、“省级主要负责人中央推荐、地方人大选举”等，在经济上充满活力与在政治上相对统一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因而才能在各种危机面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国家支持、对口支援”，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29)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高度集中、过度僵硬的中央集权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同样高度分散、过度竞争的地方分权也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体制模式应当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混合体制，不断摸索、不断调整、不断适应并使之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挥“两个积极性”要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分工。凡涉及宏观调控、国防外交等全国性公共物品，由中央集中提供；涉及生态安全等全国性公共物品，由“中央出钱、地方出力”混合方式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利用本地信息优势，主要由地方提供，当地方提供能力不足，且要实现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则由国家出钱(财政补助或转移支付)“雪中送炭”。大型交通、电力、通讯基础设施、大江大河上下游治理、区域一体化战略等跨区域公共物品，以地方为主，中央出面制定规划、组织协调，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提供。地方各级政府也要有相应的分工，总体上形成中央决策、国家规划、部门指导、省级政府总负责、地市级和县市级政府实施的分工合作体系和激励相容机制。

全党服从中央，全国服从国家，同时中央要相信地方，依靠地方办事，支持地方创新，帮助地方纠错，指导地方发展。凡是地方想做而做不了的公共事务就帮助去做。制定科学的考评机制与奖惩机制，打破唯GDP论；政策制定上要打破“中央部门(‘条条’)说了算”的做法，建立上下沟通机制，调研制度，重大问题和重要政策与地方协调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更加透明、公开、公正，从“部门决策”转向“人大决策”。

九、物质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重要支撑。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不断满足十几亿人口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充分体现中华文化在世界多样文化中的软实力。物质建设是硬任务，文化建设是软任务，我们往往重视前者，而忽视甚至无视后者。实际上，文化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水平是衡量物质建设水平、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显著标志，文化发展推动着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在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同时，更要成为世界文化软实力、文明亲和力的文化强国；中华文化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多样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世界文化繁荣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建国初期，我国曾迎来一次中华文化的建设高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带来了推陈出新的繁荣局面。1960年代，后期许多文艺作品受到无端的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现代文化被批判，传统文化被严重破坏，成了“文化沙漠”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又重提“双百”方针，迎来了文化发展的春天。但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各种思想文化交汇激荡，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强有力的冲击，有的甚至主张全盘西化，出现了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质疑和中华文化的自卑现象。中国经济的复兴极大地提升了文化自信，丰富的文化资源重新焕发了活力，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初步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文化市场体系，涌现出一大批文化名家和人才，文化遗产保护不断加强，文化交流不断深入，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但同时，全社会的文化供给能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文化软实力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还不相适应，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占有优势地位，文化领域也居于垄断地位，仍然是“西风压倒东风”。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已经进入到大发展、大开放、大繁荣的时代，这是历史上中国文化建设的最好时期。在国内，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积极鼓励中国特色的文化创新，既要发扬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也要创新出反映时代特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成果。在国际上，坚持“对外开放、以我为主”的基本方针，积极吸收世界各国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