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论新时期的“十大关系”（7）

建立“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且覆盖所有人口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品具有意识形态和公共产品的社会属性。文化建设要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原则，不断提高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和服务能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

大力振兴文化产业。文化产品还具有社会商品和私人产品的经济属性。文化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而且对于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民族文化具有文化外溢效应、文化输出特征的国际属性，是大国竞争的制高点和软实力的较量。“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要推动国家、支持中华文化以各种方式“走出去”，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大力培育民族文化品牌，进一步提高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吸引力、影响力。

十、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的深刻影响。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世界也是中国(最需要)的世界。

中国在世界经济科技格局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的角色与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利用和配置国内资源转向更大范围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从经济全球化边缘化者转变为最大的受益者；从世界性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落伍者转变成最大的成功者；从世界事务的被领导者转变为领导者；从全球公共产品的搭车者到提供者。这既为中国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更大的机遇。

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有利的条件越来越多，同时也存在不利的条件。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事务的最大的利益相关者，“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创造更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睦邻友好环境，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谐，也符合中国的最大国家利益。

正确处理好扩大内需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扩大内需是我国长期发展的基本方针，对外开放是我国的长期基本国策。使两者相结合是中国最成功的经验，也是今后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的作用，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使十几亿中国消费者福利最大化。不断地开拓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就业密集的服务贸易，成为世界重要的服务贸易商，加快转变单纯依靠出口贸易的增长方式，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税率，增加国内短缺的资源、技术、知识进口，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口市场，使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从战略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包括：充分利用国际国内有利条件，将国际的有利条件转化为国内的有利条件，将国内的有利条件还可以转化为国际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利用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人力资源、充裕的自然资源)，获取更多的我国所紧缺的国际战略性自然资源和知识资源；不断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继续积极实行“引进来”的投资自由化战略，保持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大的纪录；利用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来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和国际技术，利用我国的优势，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和海外收益。

实行全面开放的、互利共赢的国际战略。对最不发达的国家，中国应当先予之、后取之，多予之、少取之，援助并帮助他们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对周边国家加强睦邻友好，积极推动区域合作，促进贸易自由化和交通设施一体化；对发达国家“继续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在更大范围内积极参与全球事务，主动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这是中国在国际上的最大软实力。积极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服务业便利化，利用国际机制妥善解决经贸摩擦；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为稳定全球经济做出贡献；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行动，主动减缓、力争尽早减排温室气体；积极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推动地区安全合作，解决共同安全问题；为推动建设“和谐亚洲、和谐世界”的长远战略性目标，力所能及提供更多的地区性和全球性公共产品，对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总而言之，我们一定要把一切积极因素和和谐因素调动起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不和谐因素为和谐因素，统筹和兼顾重大关系，化解突出矛盾，控制发展风险，降低发展成本，减少发展代价，为了实现2020年“富民强国”目标，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世界强国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