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不用新教伦理的市场经济

去年底，林毅夫的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在英美同时出版，佳评如潮。中国的崛起和持续发展，不但为学界、商界、政界所关注，也越来越成为美欧民众的日常话题。林毅夫的这本书，较完整地概述了中国改革的历程、背后的动力和深层次问题，是他在北京大学一年两度的本科生课程“中国经济专题”的讲义基础上编撰而成的。2008年出了中文版，以弥补他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及高级副行长四年间不能为学生讲课的缺憾。他从世行卸任，重返北大的“国家发展研究院”前，又出了该书的英文版，为帮助世界了解中国搭设了一座桥梁。中国的转型能为世界理解到接纳，从而使我们的崛起更平顺更祥和，非常重要，却不容易。书里对中国转型和发展成就及问题的平正公允的剖析和诠释，不惟能承担这个功能，有助于各国来分享中国的经验，而且对经济理论也有显著的贡献。

全书的脉络很清晰，围绕着一个基点——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产业和技术结构的不断升级创新，既要靠市场竞争来解决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的问题，而且需要政府克服升级和创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协调和外部性问题。政府的发展战略的设计和实施要按本国生产要素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展开。作者对此认识非常明确，并能 “纲举目张”， 始终如一地执著研究和解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问题；他更抓住了种种宏观现象的一个微观基础，即企业有无自生能力，来论述“比较优势战略”及其反面的“罔顾比较优势战略”（CAD，或 comparative-advantage-defying strategy）的成败利弊。也因此得到了“林比较”的雅号。

读者不妨参阅该书的中文版《中国经济专题》里晓畅谨严的评述。鉴于作者的观点、取向、分析方法和结论，早已为关心中国经济问题的人所熟知，本文的关注点，将集中在林毅夫为什么能对大国文明的演进有清晰的眼光，并能对长程发展保持关怀。在诸多关切这个主题的学者里，他的理论建树有独到之处。林毅夫把解释中国发展和转型的框架，建立在中国人救亡图强奋斗的努力及其怎样和世界进展互动的基础上。

林毅夫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但对中国人重视经济的本质有深切的理解，而且对他们从事生产是以“家”为核心单元的模式，也牢牢抓住了。他建立的“企业的自生能力”的观念，和他出生成长在台湾地区，能切近观察那里人民的生产活力究竟来自何处，是大有关系的。这一宝贵经验使他有可能超越同时代的大陆学人。而我们这一两辈人，在纷扰中成长，被扭曲地洗脑，而后即使有意清涤自己，也往往做不到彻底。

亚当·斯密的伟大贡献，究其第一要义，是揭示出一条基础性真理，即人们不能为了他人的利益而长期劳作。然后才有他的人际怎样互动，先为他人工作才能间接增加自身的利益，于是就有了分工合作、公平交易、自主选择等等原理，指导社会应如何顺应人们的自利追求，促进更大规模更频繁的合作，使物质和文明的生产——人类自编自导的演出，得以开展得更为宏大。林毅夫始终抓住了微观层面的关键环节，个人（在中国是家庭）和企业是社会生产和交换的发动机，以它们是否具有自生的市场赢利和竞争能力，来检讨国家的战略和决策的成败得失。他的富有成果的经济解释，看来并不复杂，却是绝大多数人未能做到的。原因何在？

和林毅夫年龄相仿的我们这一代人，曾被驱赶到边远地区务农，对农村惊人的落后和农民惊人的屈辱有切肤之痛。记得改革之初，胡耀邦去陕北老区调研时一个老农对他的申诉，“像牲口一样，但又不给粮草吃，却牢牢地拴在了空槽边”。我们明了这个情状，然而对它的根源，为了“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战略”而来的要求压制劳动、资源、资金、消费的全面控制关系，却时不时忘记。

追随苏联始作俑的“赶超战略”（即上文所说的CAD战略）有其历史原因，涉及之广，从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质、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到夺取和执掌政权的正当性、制度优越性竞赛终不免决战的判断，到人民做短期牺牲后自有长久幸福的设想，都有影响。而再三发动的残酷政治斗争，其实也是为了解决人们为什么不能牺牲自我来对“赶超战略”做长期的无私投入，重化-军工产业倾国力支持为什么仍无自生能力，不断补贴后还是无从内生出剩余积累持续增长的矛盾。这类冲突的实质，在刚到大陆的林毅夫看来应是洞若观火，因为当时的台湾得益于善用本岛的比较优势的禀赋，经济正在起飞，大陆的方略则濒临崩溃的境地，因为无视中国人的本性及错定了历史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