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不用新教伦理的市场经济（2）

那么中国大陆比较优势的禀赋又在哪里呢？和台湾基本上同样，大陆在生产要素中占优的也在于我们崇尚勤俭、向往富裕、愿学习肯变通，并且不惮风险的民众。一旦从牲口的空槽上被松绑开来，人们会迅速地寻求甚至创造机遇，来改善各自的生计。这股伟力对于中国人的重新崛起，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林毅夫在书里多次阐述到，个人、家庭若能自主，结成的企业必会不断努力探寻，找到最适合自己发挥“自生能力”的地方，同市场的其他自主企业交换劳务成果，来发掘和增进彼此的价值，“（自生能力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在不需要外力的扶持保护下，即可预期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的能力”（参见《中国经济专题》中文本第五讲、第十二讲等）。

如果市场没有或缺少具有自生能力的生产组织，那是国家体制、政策和战略过失的结果。国家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来改弦易张，把发展战略调整到最有利于发挥本国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方向上。对于中国，很明显，正确的发展战略是要充分动员和运用我们优秀的国民，从口到手到脑及创造力，介入全球的经济体系，不断攀升，登堂入室，以期臻于至境。

以本文的篇幅，势必不能涵盖书中的大多数精彩论点，好在大家熟知了“林比较”的许多结论，给了我们余裕，来简短探讨一下学习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本书以林毅夫授课的讲稿为蓝本，对学子的期许在书中随处可见，其中他把到发达国家学习民富国强之道称之为“到西天取经”，并说出了自己的体会，怎样方能获得“真经”？

林毅夫能获得经济理论的真谛，如前文谈到的，有他的底蕴在胸。他对中国历史沿革的把握，对中国人追求实质的了解，对当前的利益错综格局的剖析，以及在生活历练铸成的过人定力的基础上，才有了今天的成果。如书中所讲，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参观都江堰后，就立定了李冰父子那样为民效命的志向，随后留美，投在了农业经济理论大师舒尔茨的门下。

芝加哥大学当时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重镇，和波士顿的哈佛、MIT等学府对峙，俨然两大阵营。美国有一种方便的说法，把属于哈佛、MIT旗下的叫做“咸水经济学人”，因为麻省临海，而把芝大旗下的叫做“淡水经济学人”，因为芝加哥地处密西根大湖边上[事实上，当前“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学派的大本营也移到了“咸水区”，加州太平洋边上的胡佛研究中心，坐落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由于当年经济滞涨的困境，“淡水经济学派”强势起来，其精神鼻祖哈耶克的学说渐占上风。而他们崇尚市场自由，缩小政府干预市场的主张，也得到里根总统入住白宫、撒切尔夫人胜选白厅后政坛的强有力呼应；“咸水经济学派”服膺的凯恩斯主义措施日渐式微，很不吃香。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竟到了很少有人敢承认自己是凯恩斯主义者的地步。事实上，当时的主流学刊多落入“淡水派”之手，不落其窠臼的研究，很难得到刊发。在写论文的博士候选人，以及出炉不久的助理教授，嗷嗷等待毕业和升职的，看在眼里自然不敢等闲视之。其间的理性扭曲，造成了对政府功能的理论研究的全面溃退。

所幸的是，林毅夫虽说是在“淡水区”里栉沐的，却能平正地对待这一切。也许是舒尔茨老师的包容大度，也许是他1986年毕业，在耶鲁做了一年的博士后旋即回国服务，有更紧迫的课题让他萦思，但他已形成自己的充沛“气场”，肯定是个主要因素。总之，林毅夫能独立思考中国的问题和将来，而不拘泥于美国学界的思维定式之争，使他成为取得“西方真经”的一个成功案例。在书中，他是这样来与学生分享其“取经”的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是否适用于某个国家，取决于其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否和该国重要的社会经济条件一致。从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找出关键的条件变量，从而建立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体系，通常只有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对这个社会的历史文化有深刻了解的社会科学学者才能做到。” 我以自己的观察，深以为然。

1991年春，我搬到洛杉矶不久，杨小凯来访，他那时已到了澳大利亚执教。彻谈竟夜之后，第二天去找林毅夫晤谈，他当时在洛杉矶加大客座。餐后我们去盖蒂美术馆参观，那里刚购得了梵高的一幅名画“鸢尾花”，耗资九千万美元。 我们三人在画前伫立良久，感触梵高的穷愁一生，生前一幅画都没能卖出，却给后人带来如此美的享受。林毅夫突然冒出一句话，“我们欣赏了这么久，到底该付多少，才报答得了梵高？”一个经济学家的典型思路。而令我心有戚戚的，它是一个长远的思路：付出和回报并不总能在一个交易或一个时点上结清的。经济上的“均衡”不也如此？往往要拓宽之后才能解释完整。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告诉我们，“历史账” 的收支和得失，非得扩宽眼界在长程中才看得清晰，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