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地缘政治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4）

当代中国外交的战略重点在哪里?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但人们可通过考察中国的外交行为得到一些答案。从行为看，在很多年里，中国的外交重点有二，一是大国外交，二是资源外交。大国外交比较清楚，就是中国和主要大国的关系，主要是中美关系。可以说，这方面花费了中国最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国外交很重要，因为它是整个国际秩序的构架。中国要成为当今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支柱，就必须参与大国外交并且成为重要一员。

其次在资源外交方面，主要是和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这些年来，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这两个区域。中国在这些区域有大量的投资，主要是国家资本。同时，中国高层也频繁而高调地访问这些区域。给西方的感觉是，中国的确崛起了，其影响力已经达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当然，这里人们也看到，中国高层有强烈的意愿和这些区域发展更为紧密的关系。但是对很多亚洲国家来说，则是一种舍近求远的感觉。尽管中国是亚洲国家，并且是最重要的国家，但这些国家并没有感觉到中国对它们有足够的关注和帮助。

客观地说，不能说中国忽视了亚洲。在中国的外交概念中，周边外交有特殊的意义，而周边外交实际上就是亚洲外交。在这方面，中国提出了睦邻、安邻和富邻的政策取向。实际上的行为也不少。例如中国和东盟已经达成自由贸易区，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和六方会谈等多边组织中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都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以中国是亚洲最主要大国的角度看，这些成果并不能说是显著。实际上，中国的亚洲邻居并不认为中国已经做得足够多。

可以说，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热点问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其中很多问题和中国直接相关。人们可以列出一长串，主要包括朝鲜半岛问题、东海问题(应当包括钓鱼岛问题)、和东南亚的南海主权纠纷、和南亚印度的边界问题、阿富汗问题、巴基斯坦问题、缅甸问题等等。

周边外交问题又很容易转变成为边疆问题，例如新疆和西藏问题。前些年，与朝鲜半岛也产生了边疆问题。边疆问题似乎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但导致边疆问题发生的因素则越来越超出中国本身的控制。同时，边疆问题尽管发生在中国境内，但很容易变成高度国际化的问题，如西藏问题和新疆的“东突”问题。

应当说，在所有大国当中，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非常特殊。和周边国家相关的众多问题，都可以转化成为重大的危机，稍不注意，就会随时爆发出来。可以说，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中国除了应付，现在还没有发展出任何有效的战略和策略来求得问题的管理和控制，更不用说是解决问题了。

中国不能求得这些问题的解决，但外界则对中国抱有很高的期望。例如在朝鲜核武器危机上，在缅甸问题上，世界本来对中国抱有很大的希望，期待中国能够下大力气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与中国的国家利益也非常吻合。但几年下来，人们发现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力，并且中国也并没有强烈的意愿来解决这些问题。倒是来自远方的西方国家在时刻关注着这些问题并施加影响力。中国被视为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尽心尽力”，这更使得西方国家有理由来干预这些问题。西方的干预当然会影响到中国。这是个悖论。你自己不想也没有能力解决问题，那么别人就有了充分的理由违背你的意志来解决问题，结果对你不利。

出现这种窘况表明中国在地缘政治战略上有很大的反思空间。就周边外交来说，有两个问题很突出。一是与其他区域相比，对亚洲的人财物力投入不够。在外界看来，中国往往说得多，说得高调，但做得少。中国的周边外交中有很多很好的概念，例如睦邻、安邻和富邻，但实现这些目标的行为则很少。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结合自身的国家利益和亚洲的利益，出台了人民币不贬值等非常有效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外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视中国为一个负责任的亚洲国家，并对中国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此后，中国对亚洲外交的投入很少。中国的重点转移到了和大国打交道，而对国外的投资或者政府援助大多去了非洲和其他地方。中国对亚洲的穷国有援助，但很多年里，中国的援助并没有实质性的增多。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周边外交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出现很多问题。在同周边国家的外交中，外交部似乎并非是主角，甚至被边缘化。地方政府和很多经济官僚部门则成了主要执行者甚至是决策者。地方政府和经济部门往往从短期的和物质的利益出发，很难把政策放在国家利益中来执行。在一些地方官那里，有些钱就觉得很了不起，对周边国家政府不尊重。也有地方政府大搞公共工程，在境外国家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很多年间，周边国家实际上已经积累了对中国的很多抱怨，只是没有办法，需要中国的继续帮助，没有发声罢了。这对中国影响的扩大反而产生负面的影响。中国出了钱和力，但因为执行不当，反而导致很大的抱怨。但有一点很明确，很多国家觉得中国的“钱”很不好用，一旦有机会就去找日本和韩国的帮助。在这一点上，中国有关方面的确需要考量中国的软力量问题，问一问，花了很多精力，但到底哪些国家是你真正的朋友?

还有一个重大的方面就是在一些问题上过分迷信多边主义，而无意中忽视了双边关系，而在另一些问题上过分迷信双边主义，而忽视多边主义。多边和双边关系有个发展过程。中国从前只相信双边，不相信多边。在很长时间里，中国拒绝接受多边主义。但经过这么多年的转型，中国现在更重视多边。在亚洲，中国不但参与和加入现有多边组织，而且更是积极地组织多边关系，例如上述的上海合作组织和六方会谈。但实际上，很多问题不能通过多边主义而还是要通过双边关系来解决的。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大多数问题需要通过双边关系得到管理或者解决，如领土纠纷问题。即使在经贸领域，因为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也需要中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双边关系。多边关系是个基础，必须在多边关系的基础上在双边关系上多做文章。国家间的信任更需要双边关系的推进。和其他区域相比，中国没有把足够的精力放在和本区域国家间的元首外交关系上面。令人迷惑的是，传统上中国本来在亚洲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正是在亚洲，中国的软力量严重缺失。

不过，很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既然在那么多方面强调多边主义，但就其本质上来说是多边主义的南海纠纷，中国则坚守传统的双边主义。南海岛礁的纠纷是多边的，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更是多边的。传统的双边主义因此很不适用。如果能够从传统的双边主义转型成为新形式的双边主义，就是在多边构架内的双边主义，那么就会出现一种全新的局面。中国能否实现这种转型，还要拭目以待。

同样，中国也要转变边疆战略。传统上，边疆一直被视为军事和战略要塞。这种传统到当代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型。暴力和控制手段的重要性是很显然的，但是，这并不是最有效的战略，成本极高。很多年来，中国开始要把边疆转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域，让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各种族、各宗教人民的互动平台。但能否把军事和战略要塞转型成为经济要塞呢?这方面并不很清楚。欧盟、北美有做得相当成功的边疆政策，中国的一些边疆地区做得也不错。发展经济很重要。中国边疆面临着分离、恐怖主义和其他种种极端势力的挑战。并不是说经济发展就可以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但经济发展可以大大减少极端势力可以动员的社会力量。在世界任何地方，贫穷是极端主义的基础，而经济社会发展是理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