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地缘政治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

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的问题

中国正在崛起成为大国，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中国具有丰富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但这些实践迄今还没有提升成为概念和理论。对决策者来说，需要理论来指导外交政策的制定。在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情况下，决策者经常失去方向，不知道如何理解国际事务中所发生的一切，也不知道如何来解决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也可以为外在世界理解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和外交政策提供方法。中国总是在抱怨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认为他们的理解在很多场合是误解甚至曲解，但问题是中国本身没有提供给外在世界认识中国的方法。方法论很重要。例如，我们在认识美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时，就往往采用美国提供给我们的各种方法。美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是高度概念化和理论化的。这些概念和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美国。所以，每当美国新一届政府产生的时候，我们总是要研究其会采用什么样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或者两者的结合。中国不能为外在世界提供能够解释自身国际关系和外交的概念和理论，外界就很难理解中国。

不过，中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界也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概念和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很多人也一直想建构概念和理论。不过，正是在这方面，现状很令人担忧。现在主要存在两种情况。首先是思想、思维“被殖民”的状况。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美国的理论完全统治着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甚至思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国际关系研究队伍。不过，国际关系研究大都是简单复制西方的理论。西方盛行的几种国际关系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也在中国盛行。西方流行什么，中国就流行什么。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自己的任何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大多数学者只管应用西方理论，而完全忽视了西方的这些理论是如何产生和形成的。他们忘记了西方的这些理论是建立在西方国际关系和外交关系的经验之上的，它们能够解释西方经验，但不能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经验。很显然，中国和西方的国际关系经验是很不相同的。即使欧洲和美国也有不同的地方，尽管他们在文化方面是类似的。与此相应，欧洲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美国的也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种情况是，有一些学者意识到西方的理论不能用来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经验，因此就想在知识领域进行“自主创新”。正如西方学者往往从古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来寻找思想源泉一样，中国的一些学者也试图从中国古代尤其是战国时代来寻找思想源泉。从春秋时代到近代，中国拥有丰富的处理国家间关系(如果不是国际关系)的经验。总结中国的经验很重要。但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至少有两个重大的问题需要解决。其一，当人们去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的时候，往往还是以西方的思维方式，用西方的思维来解释中国经验。有人称之为“西方概念、中国材料”。中国往往成为验证或者否定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一个案例。这种类型的研究很多。这样的研究表面上看，中国是主体，但实际上形成不了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概念和理论。其二，国际关系是最现实的，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所面临的环境完全不一样，古代的知识可以有借鉴作用，但很难帮助我们建立能够解释现代中国的知识体系。近现代西方学者借鉴古希腊等经验，主要不是经验材料，而是探讨国际关系的本质，因此他们强调的是权力、思想等具有超时空价值的一些概念。

二、地缘政治决定国际关系

从西方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地缘政治是一个决定因素。地缘政治既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实践，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国际关系的概念和理论。在近现代国家产生之前，主导国际关系的是帝国和地方化的政权两种政权形式。帝国间的国际关系很简单，主要核心是土地和人口。地方化了的政府更为简单，对所辖地区(往往很小)提供一种政权形式，往往是象征性的政权形式。对帝国和地方化的政权形式，理论界并没有形成概念和理论。在西方，对帝国的研究比较多，但算不上是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传统帝国解体之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