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美国介入钓鱼岛的可能性很大（2）

首先，美国认为，钓鱼岛于1972年作为冲绳县的一部分被美方归还日本，并一直处于日本政府行政控制之下，因此是1960年签订的《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这也是目前美国方面所持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中日之间就钓鱼岛发生冲突，美国认为可以援引该条约对之进行介入和干预。

其次，正如上面所说，钓鱼岛一直处于日本的实际控制之下，且日本一直不断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如果未来中日之间在钓鱼岛上爆发军事冲突，美国可以援引其与日本的安保条约，对“入侵盟国领土”的国家采取行动，进行介入。

3、地缘考量。钓鱼岛和黄岩岛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其地理位置的差异以及由此而来的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的差异。对美国来说，虽然黄岩岛地处南中国海，地理位置也很重要，而且美国明确表示南海的通行自由和航路畅通是美国在此地区的重要战略利益，但是钓鱼岛的地缘位置重要性完全不亚于黄岩岛，甚至比黄岩岛更重要。钓鱼岛处于日本和台湾之间，北接琉球，南衔台湾，处于第一岛链的中间环节，而且它所连接的日本和台湾是美国在东亚地缘棋盘中最重要的两块区域。从美国官方公布的一系列报告和文件，以及美国媒体的许多评论和报道中可以看出，美国对于中国海上军事力量的崛起以及建设一支远洋海军的抱负深感忧虑，美国希望中国的力量被局限于第一岛链范围之内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中日之间在钓鱼岛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节点上爆发军事冲突，单就日本单方面的力量而言，可能难以遏制中国冲破第一岛链的意图，因此美国将很有可能介入其中，同日本一道“协防”钓鱼岛，这样不仅可以将中国的力量有效遏制在第一岛链的近海范围之内，还能在必要的时候加强对台湾的控制，使得中国大陆在钓鱼岛和台湾两个方向上受制于美日同盟，分散其精力，达到遏制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发展、进一步困锁中国的地缘战略目标。

4、战略试探。从更高层次的战略角度来看，美国介入钓鱼岛，也有试探中国底线的意图和可能性。我们一直说，中美之间目前最大的症结之一，在于双方的相互不信任，即王缉思和李侃如所谓的“战略互疑”。我认为，中美之间之所以“互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对对方的利益底线还不清楚，所以双方一直都在试探对方，就是想试探对方的底线到底在哪儿，做到哪一步是对方完全不能接受的。而双方各自的利益底线实际上在不同的领域里有很多条，中美之间目前可以确定的中国的其中一条底线是不能接受台湾独立，但是在中国同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争端问题上，中国的底线如何，美国尚不完全清楚。因此美国如果不亲自介入一下，就不能真正试探到中国在这一领域中的底线究竟如何。

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即美国以何种方式的介入才会触碰中国底线的问题。应该说，中国肯定是不希望美国介入的，但是如果美国在其认为有条件的情况下执意介入，中国也许也阻止不了。但是美国基本上不大可能以同中国直接兵戎相见、两国的战斗人员直接进行武装冲突的方式介入，最有可能的方式，是采取类似96年台海危机时的做法，通过对中国的武力恫吓和对日本提供援助的方式进行介入。这样一方面能展示美国的力量，达到协防盟国、确保盟国利益的目的，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同中国的直接对抗，能够利用日本之手遏阻中国。

总之，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都想“不战而屈人之兵”，都想通过不流血的方式达到自己的战略试探的目的。两国都有“最高”和“最低”两条目标：中国的“最低”目标是防止美国介入，维持地区现状，“最高”目标是冲破第一（可能还有第二）岛链，造就“中国治下”的地区安全体系，重构地区安全格局，实现地区性崛起；美国的“最低”目标是协防日本，阻遏中国，维持地区现状，“最高”目标是将中国的力量困锁在大陆上，继续维持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和同盟体系，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领导权。

需要说明的是，中美两国在各自“最低”目标中的“维持地区现状”是有区别的。中国所希望维持的地区现状，是指维持一个比较安定平静的周边环境，减少周边安全环境恶化对中国注意力的牵制，集中精力进行国内建设，特别是高层政治权力的顺利交接；美国所希望维持的地区现状，是指维持中国的力量还没有冲出第一岛链的现状，并确保日本的安全，同时在台湾问题上也继续保持一个“不独不武不统”的现状。

三、政策建议

综上，美国介入钓鱼岛不是没有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我们不宜抱着一种“日本不过是美国一棋子，美国不会因为一个棋子而与中国闹翻”的盲目乐观心态看待钓鱼岛争端。同时，目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海洋化”倾向表明，在通往地区大国和世界大国的道路上，中国面临的来自海上的安全挑战在逐渐增加，海洋将成为未来中国实现地区崛起的重要安全考验地带。

有鉴于此，中国需要采取必要行动进行反制，以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实现短期的“最低”目标。我认为，以下几点可以加以考虑。

1、在国家层面的高度上，一方面同日本进行进行有效的交涉，利用外交手段对日本晓以利害，并采取其他配套手段对日本进行施压，从其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研究领导人进行这些问题角色时的想法和意图，在此基础上对日本进行有针对性的外交攻势；另一方面要同美国方面加强沟通，进一步明确我们的利益底线，让美国不再进行危险而不必要的“试探”，以防破坏两国关系，造成东亚地区安全环境的恶化。

2、将我们目前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一些有效做法常态化，如继续进行渔政、海监的巡视等。同时，加强对钓鱼岛周边海域的勘探、开发，变“争”钓、“保”钓为“用”钓，转变维护领土主权的思维和方式，可能会有新的收获。

3、有必要加强两岸之间关于钓鱼岛问题的合作。马英九第一任期内和第二任期到现在，两岸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在重要的政治问题上也有不错的沟通。同时马英九向来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鲜明，大陆方面可以在两岸合作的大框架下加强与台湾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沟通与合作，借两岸共同之力发声，团结一致维护领土安全。

4、必须加强军备建设，在军事端上做好防止美国介入、进行反制和区域拒止的准备，配合相应的外交手段。

5、尽快制定长期、宏观的海洋战略并逐步实施，在国内政治体制结构的改革中，加强与海洋开发建设有关的部门和机构的权力与重要性，从军用和民用两个方向上加强对“大海洋”的开发和管理，将建设一个海洋强国纳入中国整体对外战略的目标架构之中，并推动国内改革。

以上几点只是不成熟的想法，可能有考虑欠周之处，但总体方向上是正确的。

四、结语

实际上，我认为中美要实现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打破大国之间相互争霸的历史性逻辑，它们相互之间应该达成一个共识，确保一个“最高”目标的实现，这个“最高”目标不是上述两国各自的“最高”目标，而是两国要避免使东亚和亚太地区成为两国结构性矛盾爆发的主战场这一目标。中美之间的矛盾和争端在所难免，这既是两国互动的必然结果，也是战略意义上的制度性、体系性、结构性矛盾的必然。但是美国如果能放弃“新时代离岸平衡”战略的遏制思维（米尔斯海默在2011年1/2月号的《国家利益》杂志上的文章《帝国布局（ImperialbyDesign）》中的观点），转而用真正包容、开放、平和的心态接纳中国的强大和融入世界体系的愿望的话；中国如果能抛弃长期以来的受害者心态（极度自卑）和崛起初期暴发户心态（极度自负、盲目蔑视一切）两种不正常态度的共同作祟，转而用正常的国家间关系思维处理与美日的关系，并着力构建面向未来长期的国际战略、特别是海洋战略的话，那么中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能够切实得到有效克服，东亚和亚太地区也将真正成为人所共享的世界权力、和平、繁荣、财富、安全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