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当前市场风云变幻，政府最好以不变应万变（2）

要让企业家对政策有安全感

长江日报：当年4万亿刺激计划出台前，你就公开表示过反对。面对如今的经济困难，政府和企业该怎么做？

张维迎：如今的局面跟当年的刺激有密切关系。一个人本来是聋了，结果给治哑了，现在又开始研究新的治疗方案；这方案可能把那人治瞎。所以，我认为政府面对市场风云变幻，最好还是以不变应万变。我知道自己的影响有限，也算是立此存照吧。

作为企业，他们必须做好应有的准备。有的企业自身存在问题，可能活不下去。不要寄希望宏观调控来拯救自己。政府的资源不是无限的，他没办法的时候只有印钞票，而印钞票无异于饮鸩止渴，全民财富大挪移和大缩水。企业也不要寄希望于客户。客户没有良心，他要你天天讨好他，提供最好的服务和质优价廉的产品。企业必须苦练内功。

长江日报：改革有无可能被形势倒逼着进行下去？

张维迎：形势倒逼改革，是我们这30年一个主要的基调。日子混不下去了，非得改不可。我之所以对改革前景不是特别悲观，原因就在这里。一个国有企业，假如现金流很好，账面好看，它不可能有心思改革。这个时候要想理念战胜利益是很难的。突然有一天，全行业亏损了，怎么办？最近又有会议出台鼓励民营企业的措施，那还不是国有企业指望不上了，回过头又想到了民营企业。

所以当务之急是政策变化不要太频繁，要致力于重新提振企业家的信心，提升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对政策的安全感。预期和安全感的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改革最重要的是一种精神，而不是什么文字、文件。上世纪80年代，很多改革哪有文件指导？就是脚踏实地地干。大家对改革都有紧迫感，就看谁先捅破那层窗户纸。

长江日报：2004年前后的“郎顾之争”深刻影响了此后几年政府的诸多决策，引发了“国进民退”，不少改革从此停步不前。当时那样一种社会心态，有没有可能与民意无关，而是被激发和操弄的？

张维迎：当然与民意有关。民间很复杂，对于改革有高兴的，有不高兴的，的确没有多少共识。那个时候互联网已经兴起，个人博客什么都有了，加上媒体喜欢凑热闹，舆论飞快就沸腾了。当然，媒体的这个特性也无可非议。不能责怪媒体。媒体对理念的塑造非常非常重要。

一个内心强大、有着自己坚定信念的领导人，可能不太容易被社会舆论影响，不容易发生动摇。但是如果自己本身没有理念作支撑，那就只好被舆论牵着走了。

相信时间的力量

长江日报：你为何认为法治国家要建立在一个稳固的中产阶层基础上？

张维迎：正常的发财致富者，必然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取得财富。这样的个人和阶层必然有着更强大的责任心，对规则和法制的渴望非常强烈，他们所做的决策也更符合社会普遍需求。即使那些通过不正当不公平规则致富的人，不是依靠市场竞争取得成功的人，最终也会产生对法律和规则的需求，因为他的财产需要保护，子女对财产的继承需要切实的保障。哪怕他就是一个小偷，他在偷盗之际无视法律，但是一旦得手了，就会希望自己的财富不要再被人随便偷走。所以，法治是人心的内在需求，尤其是有产者赖以心安的基础。

健康的发财致富者越多，社会越良性。市场社会的流动性很强，极少出现依靠继承财富而致富的贵族。通过市场竞争而致富的社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只有那些特权遍地的社会才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

长江日报：你对我国中产阶层的发育和现状有着怎样的观察？

张维迎：中国究竟有一支多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不好估计。由于我们的环境，很多人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价。但是你可以通过那些富豪榜进行观察，还有就是这么高的房价，都是真金白银买出来的。还有奢侈品市场，他们的客户如今大多来自中国。

长江日报：你很强调观念传播的作用。有一个困境，那就是你真正想说的话不能直接说出口，而一些错误的观念却可以凭借“正确”大喊。对于这种观念传播上的“不平等”，你有没有具体感受？

张维迎：在我国的观念竞争中，有一些观念天然就要冒风险，有一些天然不用冒风险。观念的变革是我们这场影响深远的变革的一部分。很多所谓的新左派知识分子是不真诚的，带有投机成分，他们并不真心相信自己的观念。

对于观念竞争的终极结果，我本人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好的观念会深入人心。我对改革抱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所谓谨慎乐观，就是从长远看，我是持完全乐观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