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的反思
不单是中国如此。金融危机和衰退的世界背景下，西方各界也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现有各派学说不仅对这轮危机的爆发缺乏预见，其后的政策应对也乏善可陈。主流经济学家不仅几次误判“复苏的绿芽”，也无法解释很多新出现的困局，比如为何会是“缓慢而没有就业的复苏”。
“答案是强健的经济需要聪明的政府，”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新书中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书名在英文中一语双关：“重振就业、重回正轨”。
克林顿在书中写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一味反对政府履行角色，可以使美国在21世纪取得成功。这一意识形态的基础在于‘个人理性、责任自负’的理念，而非‘同舟共济，携手并进’。”
他批评了关于“政府还是市场”僵化的意识观念斗争，认为其严重分散了社会的注意力。只有私营部门与明智政府之间通力合作，使所有人之间分享机会、分担责任，才能使美国恢复繁荣与进步。
在其新书出版之前几个月，也有一批经济学家聚首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公园”。
67年前这里进行的一次会议，奠定了二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基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运而生。此时，这些经济学家在“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号召下，就各国对金融危机的应对进行了回顾。而这个智库的发起人，是当年曾在欧亚翻云覆雨的“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
他坚信，“要改变经济，必须改变教学课程。”经由《凯恩斯传》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建议，其智库成立了经济学课程委员会，希望“对大学经济学教育进行大规模革新，以培养新经济思维”。对现状的调查结果是，目前美国大学的初级或中级经济学课程，大多选定的是格里高利 曼昆的教材。后者不到30 岁就成为哈佛大学教授，曾担任克林顿之后小布什政府的经济顾问。
年轻人们直接付诸了行动。2011年11月2日，约70名学生起身离开曼昆此前火爆一时的“经济学十讲”课堂，以“罢课”表达他们“对于这门导论课程中根深蒂固偏见”的不满。他们发出公开信表示：“如果哈佛不能使学生们具备更广博与更具批判性的思考，他们的行为将会危及全球金融体系。”作为呼应，一周后“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走进大学，打出了“占领哈佛”的横幅。
发源地的辩论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正确也罢，错误也罢，其力量之大常人往往认识不足。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除了思想几无他物。那些相信自己能够远离任何智识影响的实务者，自己常常就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思想的奴隶。”英国经济学大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这样提醒。要进一步理解观念碰撞背后的思潮源流，需要回到现代经济学的发源地英国。
回到那份影响历史的《贝弗里奇报告》。赢得二战后，战功赫赫的邱吉尔却未能连任。他在1945的大选中，被高举福利国家政策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击败，英国工党50年来首次以多数执政。此后从贝弗里奇到凯恩斯的思潮，支配着英国战后社会保障、全民就业等大政方针，被称为“战后共识”。
在克莱门特·艾德礼的背后，是一个有百年历史思想流派：“费边社会主义”。作为英国工党的重要创始力量，他们以对抗汉尼拔的古罗马名将费边命名，信奉渐进改良。代表人物中，包括了中国人所熟悉的作家乔治·萧伯纳和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等等。
就是这批人，1895年创立了“思想库”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LSE），推动以科学方法研究经济社会问题。这座坐落于大英博物馆旁，没有围墙的大学，在20世纪迅速崛起，成为比肩牛津和剑桥的社科顶级名校。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正是伦敦政经和剑桥学派的辩论和交融，影响着二十世纪的主要经济政治思潮：凯恩斯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古典学派、新自由主义。或者可以非常粗略地概括为，政府与市场的永恒争论。
一条脉络，大致从凯恩斯，到拉斯基，再到吉登斯。
凯恩斯一反新古典学派自由放任学说，认为政府应积极扮演经济舵手的角色，透过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对抗衰退萧条。而在20世纪前叶那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大论战中，哈罗德·拉斯基是哈耶克主要的辩论对手，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影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选择。到了90年代的安东尼·吉登斯，他曾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幕僚，创新地阐述了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并帮助工党在野18年后重新赢得大选。
而另一条脉络，则源于“剑桥学派”的阿尔弗莱德·马歇尔，他开创了后来被不断发展的“新古典经济学”。而后上世纪50年代，哈耶克告别伦敦政经，前往芝加哥大学，其所成立的“朝圣山协会”复兴了新自由主义。随着来自伦敦政经的罗纳德·科斯、西奥多·舒尔茨等人辗转汇集芝加哥大学，直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横空出世，芝加哥学派终于在60年代成为自由主义的思想圣地。
芝加哥的男孩
如果自由主义是个宗教的话，芝加哥大学就是其圣地麦加。如今虽然弗里德曼教授已辞世，但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和罗伯特·卢卡斯等还在执掌着大旗。不久前，他们带领400位经济学家联署，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的经济主张背书造势。
此时经济学研究的重镇也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这根源于世界经济版图的变化。在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GDP曾占到全世界的一半。国内“自由派”经济学家如果要引经据典的话，出处大致不超过这里；而芝加哥的影响，其实遍及全世界。
1953年，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美国国际合作署的智利部主任帕特森，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西奥多·舒尔兹拟定了一项培训计划。此前这里是“粉红经济学家们”提倡政府主导的大本营，实行的是“结构主义”产业政策：政府谋求建立自主产业，进行“进口替代”，以改变仅仅依靠矿产出口、从发达国家换取工业制成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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