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大批智利学子得以去芝加哥朝圣。而70年代陆续学成归国的他们，担任了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等要职，被称为“芝加哥男孩”。此时思潮的风尚变成了新自由主义：国企私有化，削减公共开支，废除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政策，对外国贸易和投资开放。除了汇率政策，这和20年后在苏联和东欧施行的“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如出一辙。
结果事与愿违。1976至1983年，智利破产企业增加了7倍，失业率达30%，特别是金融政策的失误，导致国家要用80%的出口收入偿债。其实智利在1971年人均GDP就突破了10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则在这个梯队里呆了近30年，成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范”。“直到今天，其引以为豪的新产业，包括‘赶超挪威’的三文鱼和‘来自新世界’的葡萄酒，基本上是在70年代以前那些政府主导建立的产业。”林毅夫虽然也毕业于芝加哥，但对于这些教训的研究反思，让他开始重新思考发展理论。
凯恩斯的复兴
另一条思想脉络，则从英国的剑桥市延伸到了到美国的剑桥市，这里有另外两所顶尖大学：哈佛和麻省理工。
1919年，年轻的陆军中校艾森豪威尔，驱车从华盛顿前往加利福利亚州的奥克兰。这段糟糕的旅程中，平均每天开10小时也只能行驶58英里，而走完全程花了56天的时间。后来成为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在提出1956年版《联邦助建高速公路法》时展望，“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它将在制造业和建筑业产生的岗位，它将开辟的农村地区——是无法估量的。”即使在强调“自由市场”的美国，提倡财政刺激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凯恩斯主义”也在发挥作用，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下的今天。
“如果为了理解目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你只打算向一位经济学家请教，毫无疑问那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位遭遇“罢课”尴尬的曼昆教授，虽然被公认为是共和党的旗手，其实却是一位“新凯恩斯主义”者。
而不少执掌美国乃至世界金融体系实权的人物，都有类似的思想烙印，何帆对此做过细致的梳理：英国的中央银行行长默文 金恩，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而后者与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是同学，师从于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斯坦利 费希尔。他们的校友，还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前欧洲央行副行长卢卡斯 帕帕季莫斯和前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等等。他们共同的思想渊源，正是保罗 萨缪尔森，当代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美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
不少刚从美国旅游回来的人，最新的感触之一，就是美国好像也开始到处搞基建刺激经济了。而为了推动产业不断升级，领导人们要做的，往往不止罗斯福、艾森豪威尔那时的修路那么简单。
1996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
几个月以来，哥斯达黎加的投资促进协会，都在频繁接待来自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的调研。后者正在考虑进行巨额投资，设立芯片封装和测试工厂。这里是一个此前以生产香蕉出名的中美洲小国，面积只有5.11万平方公里，人口仅360万。而英特尔选址时，也担心过“把鲸鱼塞进了浴缸”的问题，他们最初看重的其实是智利。
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并非一无是处，按照世界银行《经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的评分，智利排在41位，在发展中国家里遥遥领先，而哥斯达黎加在100名开外。但英特尔设厂需要很大的土地，对基础设施有相当多的要求，还要求专门培养的人才。“对此智利的答复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政府要一视同仁，不能给任何产业给予特殊优惠，否则就是干预市场。”林毅夫仔细研究过这个案例，“哥斯达黎加知道后则主动出击，政府和企业相协作，一同克服困难。”哥斯达黎加在谈判中为了提高效率，由总统直接协调参与谈判的7个政府部门。这个原来经济产出八成为农产品的小国，现在八成靠的是电子和制造品，成功完成了产业升级。
“产业政策正在回归，或者说，它从未过时。”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还希望凯恩斯主义能更进一步，“为什么经济学家们对于教育、健康、科研等方面的政府政策都比较认同，而偏偏对于产业政策就有着先天的歧视和怀疑呢？”
重塑全球治理
中国目前的挑战，不仅包括在国内积累共识，还包括参与到国际经济政治的对话中去。而其后的大背景，也是新世纪世界经济版图的持续变化。
2000年，七国集团在世界上所占GDP比重达到三分之二，但之后出现了“金砖国家”，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速度比过去快很多。“真正的交流，不能是你讲我的不好，我就讲你的不对。”林毅夫认为，思想界的任务不是去打口水仗，而是“帮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的成就，也帮助中国更好地学习国外的经验教训。”
2010年10月，美国首都华盛顿。
世界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行了一场名为“全球经济治理”的研讨会。时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致闭幕词，题为“应对全球经济失衡”。出席者中，值得一提的包括丹麦福利国家的理论旗手、欧洲社会党的现任主席波尔·拉斯穆森，以及意大利前总理、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现任主席马西莫·达莱马都。
他们在思想的谱系上，与1998年前后美英德法的领导人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若斯潘相联系。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吉登斯那里，“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经济主张，已经延伸到了国际社会中，变成了“全球治理”。
林毅夫贡献了自己的看法：为了应对发达国家产能过剩这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需要超越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古老争论。前者为了刺激需求，“今天挖坑而明天又把它填上”的短期政策收效甚微；而后者迷信经济的“自动稳定效应”，认为最终增长能够让财富自动溢出，通过“涓滴效应”惠及穷人。
必须进行创新探索新路，他畅想了一个“全球版的马歇尔复兴计划”：由持有储备货币的发达国家，对面临增长瓶颈的发展中国家进行“造血式投资”；前者获得了订单，后者则获得了基础设施，能帮助其释放增长潜力，反过来又给发达国家带来更大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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