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睿哲：从人力资本视角看中印经济（2）

2012：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足被高速发展的经济及庞大的中产阶级所掩盖

当前中国的经济实力无疑是强大的，其人均GDP（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接近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但我们同样要警惕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切不可被高速发展的经济本身，蒙蔽了双眼。

首先，套用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调研时说的一句话：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模式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总理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指中国经济的发展过分依赖投资（2004至2009年的GDP增长中41.2%来自于投资的贡献，而印度仅为31.5%）。同时，净出口比重占据GDP总量的8.6%（印度仅为0.1%），且内需严重不足(仅占有50.3%，而印度则为68.6%) 。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投资几乎占到了中国GDP总量的50%。

同时，为了追求高速的GDP增长，地方政府过分依赖于资源密集型的低附加值制造业，使得经济的发展以牺牲环境、容忍企业的污染行为作为代价。一项由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在2007年共同展开的研究显示，由于空气及水的污染所导致的成本，占据了中国GDP的5.8%。

第二，中国人口结构的不平衡性。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引进，中国人的年龄中值为35.5岁，而印度仅为26.2岁。中国人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工业化国家是先富后老，而中国则是未富先老。在2006年，70%的中国人口处于15至59岁的年龄段内，而到了2050年，这一数据预计会下降到52% 。 当然，这一现象所导致的后果也并非完全负面 ：人力资源的短缺和相应成本的上升，将会推进生产力效率及创新水平的提高。而对于印度而言，过于年轻化的人口特征既有可能是“福”（前提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对于医疗教育的大笔投入，卓有成效。随之而来的经济的增长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也有可能是祸 （如果经济发展遭遇瓶颈，失业率居高不下，那么这样的群体很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第三，许多行业里，比如高等教育，医疗以及金融机构，私有经济形式的缺乏扼杀了经济又好又快且具有创新性的发展。比如高等教育，尽管在大学毛入学率的比例上，中国（23%）高于印度（13.8%），但其毕业学生的质量，却远远落后于印度。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私立高校吸收了印度52%的大学生（2006年数据） ，而这一比例在中国不到20% （2008年数据）。据麦肯锡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25%的工程专业毕业生一毕业就能拥有工作，而这一比例在中国仅为10%。

在中国，仅有4%的私立医疗服务机构，而印度为79% 。并且，这些私立的医疗服务机构承担了探索印度医疗体制创新的重任。中国也是一个“单纯重视数量，却不重视质量”的国家。尽管中国人每年所发表的科研论文是印度人的四倍，可根据爱思维尔文献出版社的副总裁 Michiel Kolman的介绍，印度学者所发表论文的引用量远远多于中国学者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了专利领域。尽管中国专利数量是印度的十倍，可真正成为国际专利的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工作方面，也饱受国际诟病。“尽管中国和印度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微软的CEO史蒂夫?鲍尔默在2011年9月的一次谈话上坦言，中国显然需要更加努力，“在这个人人拥有个人电脑的年代，我们的操作系统在印度的零售总额，是中国的六倍”。另有研究者发现，美国大型的全球连锁企业中，在其印度分支机构所能申请到的国际专利远远多于在其中国分支机构所能达到的数量 。兰德研究所的报告因此总结到：“尽管印度有其自身的挑战，特别是金融业发展的滞后，但印度在高端服务业上拥有很强竞争力，再加上其针对低收入消费者的创新，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印度都将在科学与技术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学习和借鉴

显然，中印两国都可以从对方的发展经验上学到不少东西。而想要相互进步，前提则是看清对方何种经验是正确的，是值得学习的。对于印度和其他想要复制中国经济高速崛起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对于人力资源的大力投资都是保障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而与此同时，鼓励私有经济积极参与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的建设和发展，也是各国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项政策。

而中国，则需要新一波的改革来鼓励私有经济参与市场角逐，尤其是在教育、医疗及金融服务业等多个重点领域。目前，中国的领导层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放缓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以求得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同时，中国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及政策，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扩大社会福利保障的范围，以此扩大居民可支配性收入，从而拉动内需，扩大GDP总量中国内消费需求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