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执政风险是当今世界各国执政党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共产党作为13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在当代面临的风险更加严峻、领域更加宽泛,既有内源性风险,也有外源性风险,突出表现为10个方面: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产生的风险,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风险,党内民主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的风险,精神懈怠、意志衰退产生的风险,固步自封、能力不足产生的风险,背离党的宗旨、官僚主义盛行产生的风险,忽视社会公正、动摇执政基础产生的风险,为政不廉、腐败变质产生的风险,权力异化、形成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风险,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我们党历来具有战胜任何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屈服的英雄气概,党在全国执政60多年来,已经化解了前进道路上的无数风险,在新的形势下,只要全党勇于担当,不断提高应对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就一定能够带领全国人民科学应对并战胜当前已经出现的和潜在的、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各种风险,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正处在充满矛盾和挑战、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党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如何应对执政风险是党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60多年来,在客观分析风险的主要来源,深刻认识执政风险与党的自身建设关系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防范和化解了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风险和考验。随着所处内外环境、历史方位和肩负任务的变化,党在当代面临的执政风险更加严峻、领域更加宽泛,既有来自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改革开放领域的风险,也有来自全球化领域和自然界领域的风险。虽然风险来自多领域多方面,但从风险源来看,不外乎是两种基本的风险,即内源性风险和外源性风险。内源性风险是因党自身问题而引起的风险,外源性风险是由党外部因素而引起的风险。
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党面临的执政风险主要是内源性风险,因为我们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掌握公共权力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是当代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政党无法比拟的。如同胡锦涛总书记所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1]。党强则国盛。只要党自身肌体健康、足够强大,就可以化解各种风险,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国际领域的风险;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历史事实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执政风险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危险性,同时也具有双重性、不确定性和可控性。执政风险不只意味着危险,也潜藏着机遇,如果应对科学,可以化险为夷,成为党自身建设、社会发展和创新的动力源泉。要科学应对执政风险,首先必须客观地分析和把握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党面临的主要执政风险,进而才能适时采取相应对策,以提高党应对风险的能力。通过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我们党历史及现状的考察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当代面临的执政风险主要有: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产生的风险,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风险,党内民主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的风险,精神懈怠、意志衰退产生的风险,固步自封、能力不足产生的风险,背离党的宗旨、官僚主义盛行产生的风险,忽视社会公正、动摇执政基础产生的风险,为政不廉、腐败变质产生的风险,权力异化、形成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风险,以及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其中前九个方面为内源性风险,最后一个方面为外源性风险。
(一)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产生的风险
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揭示和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规律,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2](P16)。邓小平明确告诫全党:“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3](P371)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2](P16)经济建设与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根本在于坚持“两个基本点”的结合。既不能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会怀疑以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也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否则就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