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锋：微博热点与中国改革趋势

微博网友最为反感的就是权力的傲慢、推诿、扯皮和不透明；

民众想借微博之力驯服权力，让权力走上民意化、公正化、法治化的道路。

如果炫富与权力、虚伪的慈善、女色联系在一起，更能引起瞬间的核爆炸式的愤怒和指责。

一个清晰的态势是弱势的草根阶层与强势的官员阶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弱势更容易引发声援，而强势则更容易引发声讨

3年来，微博网友以“散点式制造短期热点事件”为关注手段，引发了一场逼迫中国改革前行的舆论浪潮，直接促使中国改革模式由局部改革转向全面改革，由小规模改革转向大规模改革，由低速改革转向高速改革。

在大街上，地铁上，公共汽车上，甚至厕所的马桶上，你都能看见手拿手机，专心致志地读微博、发微博的人。微博进入中国已有3年。1.7亿多手机微博用户，随时随地的微博登陆，已让中国逐步进入了一个微博的时代。

对此，加拿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早有预言：“任何媒介施加的最强大的影响就是改变人的关系与活动，使其形态、规模和速度发生变化。”不可否认，微博这种全新的媒介正与中国改革的趋势渐渐地发生关系。

看看这3年的微博热帖就知道，广大微博用户最为关心中国改革中的五个问题：权力腐败，道德沦丧，性与女色，炫富，草根的生活。

逼着权力少一些傲慢

权力腐败问题是中国的顽疾。在庙堂上，执政党和政府每年都在申明治理它的决心，也惩处了一批又一批腐败分子，但是，这很难让广大民众满意。由于这种不满意找不到合理的政治参与发泄出口，于是新生的微博就成了一个发泄不满的平台。

从2009年的云南昆明螺蛳湾拆迁事件，2010年的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我爸是李刚”事件、浙江乐清钱云会被撞事件，2011年的江苏溧阳微博开房事件、“7？23”动车事故、刘志军案件，到2012年的陈光诚事件、王立军事件、“微笑局长”事件、“7？21”北京暴雨事件、方大国打空姐事件，都被微博网友广泛讨论。

在这些事件中，微博网友最为反感的就是权力的傲慢、推诿、扯皮和不透明。权力的来源决定了权力的性格。虽然执政党反复在文件中强调权力来源于人民，但是，实际的制度设计却是权力来源于上级，因而，在实际的权力行使过程中，多数权力拥有者并不顾及包括微博网友在内的底层民众的监督。即使被网友曝光、热炒，权力拥有者也没有改变制度设计以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实际决心和行动。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在经济领域有了长足的进步，而在政治领域却没有相应的匹配，这种被积压起来的政治参与热情遇到了微博这个新媒体，一下子被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逼着权力拥有者把目光投射过来，不得不想办法去应对。目前，官员口中的微博问政也只是一个粗浅的开始，“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在微博时代已经转换成了“民热问权力、民热诉需求、民热献大计”。如何应对？就看权力拥有者有没有真心、真情，俯下傲慢的身躯去倾听民声，去想、去做人本之事了。

不难看出，民众想借微博之力驯服权力，让权力走上民意化、公正化、法治化的道路。吴敬琏先生的警示话语犹在耳边：“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着社会动荡。”学者王小鲁也说：“腐败问题我认为主要是制度不健全造成的，而这个制度不健全里头缺的最多的就是老百姓的监督，所以说回到改革这个话题上，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是远远滞后，太落后了。”现有的权力制度若没有根本性的改革和转变，那它手中“抱着的定时炸弹”——社会动荡，就会在不远的将来爆炸。

道德沦丧让中国人蒙羞

多年来，道德沦丧问题不绝于耳，微博上更是激烈声讨。2010年的唐骏“学历门”事件、周立波与网民对骂事件，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药家鑫事件、小悦悦事件，2012年的安徽不雅照事件，都在诉说着新的道德沦丧形式。

从历史上看，中国有着最重道德原则的悠久传统。正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所说，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在精神上是以道德为支柱的，“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当这种道德基因遇到市场经济时，它在精神层面竟然异化得面目全非，俨然已经投降于“物质至上”的经济伦理了。不论是唐骏的问题学历，周立波的“公厕论”，郭美美的豪华生活，药家鑫的杀人手段，小悦悦事件中的路人冷漠，还是安徽某学校教师的情色照片，都激起了微博的沸腾，对道德底线的拷问成了一道让人不寒而栗的风景。

一个曾经最讲道德的国家竟然在市场经济中找不到了北，中国人的情感认知找不到归宿，于是在迷茫之中掺杂着愤怒，愤怒之中掺杂着戏谑，戏谑之中掺杂着质疑。中国人新世纪伦理道德的构建如何才能与文化制度的改革相协调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严肃课题。没有这个构建，“文化软实力”就是一个华而不实的东西。

性压抑引起性反弹

在性与女色的问题上，中国人一直也有着难言的苦涩。李银河博士曾说：“长期以来反性禁欲的社会气氛把人的性欲视为洪水猛兽，把它与人的高尚情操对立起来，所以我们才会认为，一个喜欢性的人必定是低俗的；而一个高尚的人必定是不喜欢性的。”一旦“性与低俗”划上了等号，那确实是一件反人性的悲哀判断。在执政党执政的60多年里，严苛的禁欲标准和性行为规范也在压抑着中国人的性尝试和性体验，于是原本应该是人之常情的性话题变成了一些偷偷摸摸的段子、笑料。

因为压抑得很，所以反弹得厉害。一个极端扭曲的例子发生在章诒和的现实主义小说《刘氏女》中，它说在监狱中有一个叫易风竹的女犯人“骂功了得，能用一百个词语组合描绘两性的生殖器官，且不重复”。在赤裸裸的监狱生活中，中国人性的压抑转变为一种性的咒骂。在微博上，这种性的压抑，一遇到郭美美事件、不雅照事件、官员开房事件等的刺激，就被点燃了，网友怎么着也得借机欢愉一把。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星、名流、意见领袖、商人、媒体、草根借这样的事件由头，都着实地疯狂了一把，品味、点评、人肉搜索、技巧讨论，线上与线下的互动在短时间内就达到了高潮，有时还高潮迭起。线上的集体欢愉与线下一些人或明或暗地“包二奶”、“找小三”、卖淫嫖娼形成了现实的互动。

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在性与女色的问题上，尝试某种制度设计的方式，把它引向自由、健康、可接受的轨道上，删除它禁锢人性的枷锁和规范，应该会在未来被越来越重视地提上议事日程。

声讨炫富者实为不满收入差距的扩大

对于炫富者，微博一直持“老鼠上街，人人喊打的态度”。在贫富悬殊的时代，炫富无疑会被情绪激动的微博网友贴上“暴发户”的标签。在现实生活中，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那么贵的房子、车子、名包、手表、眼镜，如果仅凭个人的合法收入，只有很少的人可以买得起、用得惯，但是，网友在观感上觉得满大街都是这种东西时，就会怀疑它的来路，就会愤怒，遇有炫富的，必然引爆网友的激愤。

如果炫富再与权力、虚伪的慈善、女色联系在一起，更能引起瞬间的核爆炸式的愤怒和指责。不幸的是，郭美美却在那时那刻扮演了这一角色，成为最受瞩目的炫富“明星”。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炫富暗示着社会地位的高等级和贵族生活，暗示着人性的不平等，因而受到民众质疑也就很自然。

对炫富的不满，引发了执政者多年的改革谋划。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也被本届中央政府给予厚望，“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众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完善鼓励居民消费政策”等话语也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然而，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进速度、效度还是与网友的热烈期待难以匹配。由此可见，在未来一段时期，微博网友对炫富、收入差距改革问题还会抱以“逼政府太甚”，以求彻底改观的态度。

草根生活在社会的最边缘地带

对于草根的艰辛生活，微博网友也散发着广泛的同情、恻隐之心。在2010年的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2011年的“微博打拐”事件，2012年的安康孕妇强制引产事件爆发的过程中，微博网友一直站在草根的立场上对于其中的弱势群体给予强大的声援。

由于中国的草根阶层在权力、资本、资源、环境、背景等条件上都处于不平等的弱势地位，所以，他们的悲惨生活极容易引起具有“同情弱者”文化心理的微博网友的关注。最新的关注是对湖北麻城学生自带课桌上学事件中学生和家长的同情，同时，也对当地执政者发出了强烈的质疑和声讨，直接引发麻城市委书记开微博回应。

在微博上，一个清晰的态势是弱势的草根阶层与强势的官员阶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弱势更容易引发声援，而强势则更容易引发声讨。其实，这声援和声讨的背后蕴藏着对公平、正义价值的努力追寻。对于这种追寻，执政者肯定会在改革层面回应，只是这种关注弱势阶层的改革措施，可能会在排序落实上十分靠后，而监督这一回应措施的真实度，又有可能形成新的关注焦点。

尽管执政者不太情愿地现身于微博的众目睽睽之下，官员也胆战心惊地回应着微博的监督、质疑和拷问，但这就是新兴的媒体革命催生的不可逆转的现实。在实践了3年的微博平台上，微博网友以“散点式制造短期热点事件”为关注手段，引发了一场逼迫中国改革前行的舆论浪潮，直接促使中国改革模式由局部改革转向全面改革，由小规模改革转向大规模改革，由低速改革转向高速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