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隆：中国的崛起与东亚的改观

中国的崛起为东亚各国带来了多种多样的影响，我们应该如何看它的崛起呢？“nippon.com”总编、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校长白石隆强调有必要对此进行多角度的研究。

随着中国的崛起，东亚地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有必要从多个角度来研究中国崛起所产生的效应，作为一种尝试，本文将对中国的崛起为东亚的地区秩序带来了怎样的变化、东亚各国对日益崛起的中国采取了怎样的行动，以及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促使东亚的“格局”发生了哪些改变等问题展开探讨。   　　

地区秩序的改观   　　

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下东亚地区秩序的改观。与欧洲相比，东亚的地区秩序有一个显著特点。这只需观察本地区的安全保障和贸易体系，即可一目了然。   　　

东亚的安全保障体系的基本形态是由日美、美韩、美菲、美泰间的双边安保条约及基地协定共同构成的以美国中心的辐射状体系。自冷战时代以来，这种体系始终没有改变。   　　

在贸易体系方面，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及其它“自由亚洲（Free Asia）”国家与美国之间建立的三角贸易机制，80年代以后，该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主要是由两大原因引起的。第一，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后，以日本企业为代表的众多企业将自身的生产网络扩展到了更广大的地区，最终实质上促进了经济融合。第二，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并融入到东亚经济之中。这使东亚在冷战结束之时，走上了与欧洲极为不同的道路。   　　

在欧洲，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发生了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东扩和EU（欧盟）的东扩。结果，NATO与EU形成了一种套匣般的重叠关系，安保体系及政治经济合作体系之间未出现明显的紧张和冲突。而在东亚地区，冷战终结之际，无论是中国、越南，或是其它国家，社会主义体制都没有崩溃。这使得以美国为中心的安保机制未能向西扩展，而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融入了东亚乃至整个世界。于是，东亚地区的安保体系和贸易体系出现了结构性的紧张，并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紧张更呈现出日渐升级的趋势。   　　

但是，即便如此，东亚的地区体系仍然保持了相应的稳定。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为了维持一党专政体制，中国选择了追求经济增长的政治路线，作为其中的一环，为了稳定周边环境，将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定为了基本的外交政策。第二，鉴于上述情况，日本和美国都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融入东亚和世界经济，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东亚的稳定，基于这一战略判断，两国参与了中国的发展，与此同时，又通过重新定义日美同盟来规避中国崛起的风险。   　　

直至今日，这种格局仍基本没有发生改变。不过，近年来，许多中国人与其说是变得非常自信、成熟，不如说是变成了民族主义者。同时，受此影响，在党和国家的中枢机构内，集体领导体制下也出现了“特殊利益”集团，导致政策决策的战略合理性降低，与此同时，正如最近具有代表性的南海领土问题所反映的那样，许多周边国家都已经强烈地意识到了中国崛起的风险。因此，伴随奥巴马政权下美国重新参与亚洲事务的动向，区域合作在形式上力度上发生了变化。1997-98年的东亚经济危机以后，以东亚为框架、排除了美国的区域合作得到了发展；但是，2010年以后，以亚太地区为框架并有美国参与的区域合作日益变得重要起来。东亚峰会从ASEAN+6扩大到包括美俄两国的ASEAN+8；在走向FTAAP（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除了ASEAN+3、ASEAN+6以外，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成为了重要一环；另外，尽管中国至今仍坚称应在双边框架下解决纠纷，但南海的领土纠纷已被拿到了ARF（ASEAN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上讨论，成为国际性问题；ADMM+（ASEAN国防部长扩大会议）作为安保对话平台开始显现出其重要性，等等，这些都具体体现了上述变化。   　　

我们可以归纳如下。东亚的区域合作机制呈现网络状，在ASEAN+1、ASEAN+3、ASEAN+8和ARF等框架内，ASEAN成为枢纽，而在以美国为核心的辐射状结构的安保网络中，自然是美国起着中枢作用。如果这两个枢纽联动合作，就会产生新的活力。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