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障碍（3）

接着，就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50条》）。这个决定，对市场经济各个子系统，包括财税体系、金融体系、外贸体系和外汇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国有经济等子系统的改革方案，各个子系统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和时间顺序，做了较为细致的安排。 从1994年开始，中国根据《50条》的规划进行了大改革。除此之外， 1997年中共十五大关于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总体规划也有重要意义。这些规划的发展，有利于国力的增强，有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可以而且应当充分发展。

当然，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这个框架仍然是初步的。正如2003年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的，现有体制在许多重大方面“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使之逐步完善起来。

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

《21世纪》：有人提出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另外一种“顶层设计”。那么您怎么看待另一种顶层设计？

吴敬琏：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就不断受到来自支持旧体制和旧路线的人们质疑。21世纪初期以来，随着改革的停顿不前，寻租活动不断强化，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更为一些人利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口号忽悠公众，提出另一种“顶层设计”提供了机会。

比如，一些人把以“强势政府”控制社会为主要特征，依靠巨型国企和天量投资实现GDP高速增长的经济模式提到 “中国模式”的高度，声称由于这种模式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得“高铁建设”和一些地方超高速增长等“奇迹”能够被创造出来。

这种模式，实质上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社会活动、压制市场作用和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前几年声势显赫，对我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造成很大的威胁，但近来却显出颓势，因而出现了重振改革势头和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

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有两方面理由：一、通过近几年的理论探讨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有着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大半会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二、一度被吹捧入云的某些“奇迹”真相正在逐步暴露，这使人们懂得靠“强势政府”、垄断国企和天量投资支撑的超高速发展和短期“政绩”，到头来，只是肥了一小撮贪官污吏，留给国民的则是高额的债务。

近来朝野上下推进改革的呼声高涨，形成“新改革共识”有一定可能性。这种“新改革共识”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我们原来改革共识的基础上存利去弊，向前推进。

正如“十二五”规划所指出那样：“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胡锦涛总书记在201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重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21世纪》：注重改革顶层设计的同时，是否意味着否定从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和改革试验？

吴敬链：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公众的呼声，已经在市场经济顶层设计的框架内采取了主动行动，进行了不少积极的改革探索。比如：从2010年开始，上海市国资委开始进行行业调整收缩的工作，计划用3年时间把国有资本涉及的行业由79个减少到54个。广东省2011年的民间组织无主管设立改革和今年的简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都是具有全局意义的改革探索。

对于地方政府的改革探索和广大群众的改革倡议，我们应当热情支持，认真研究。对于已有的改革试验，应当及时总结，适时调整，兴利除弊，加以推广。只有把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创造结合起来，实现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顺利地开创改革发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