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障碍（2）

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了。然而，当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愈是接近外国产业技术的一般水平，中国企业靠进外国装备和技术实现所谓“适应性创新”的空间就愈小。如果不能靠原创性的创新跟上世界上你追我赶进行创新的步伐，中国企业就无法保持自己的发展势头。

改革开放以来效率提高的另外一个因素，即劳动和土地资源由于产业结构转换带来的效率提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以劳动力从低效产业到高效产业的转移，即获得所谓“人口红利” 而论，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正在消失，要继续通过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转移来提高效率的潜力已经不大。而且，随着劳动力供应趋紧和劳动者工资的提高，简单加工业的低工资成本优势也将风光不再。

总之，我们已经不能指望继续沿用前30年的老办法来提高经济效率了。据一些经济学家报告，近年来效率提高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升反降，就是上述问题已经出现的明证。在中等收入的发展水平上，如果找不到新的推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我们就可能会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用改革推动发展转型和产业升级

《21世纪》：实现从适应性创新到原创性创新的转变对我国的经济转型至关重要，那么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政府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吴敬链：过去我们常说，由于中国缺乏技术人才、缺乏技术积累，经济增长方式只能十分粗放。但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受过训练的技术人才数量目前已经居于世界第一位。技术发明也数量众多，而且有些发明已经接近甚至突破世界前沿。现在的问题在于，新技术的产品化、产业化步履维艰，许多新技术死在摇篮之中，即使勉强转化成了产品，企业也长期做不大，新技术拖成了旧技术，企业也成了“小老头树”。症结在于缺乏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环境。

现在政府需要主动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首先要牢牢树立“创新的主体是企业”的观念，不要去插手自己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同时，要把注意力转向自己应当管的事情，并且把它们管好。其中，首要的是为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搭建公平竞争的舞台。在这个方面，政府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也可以起不好的作用。创新的动力来自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得到的回报的一致性。政府对少数“重点企业”的政策倾斜，往往损害了众多一般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对于创新，需要做更宽阔的理解，不要一提创新，就想到高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或者“战略性新兴产业”拔地而起。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经营模式创新等等，也都是重要的创新方式，可以直接带来利润。

正如前面说到，目前的生产力发展在内还面临着诸多体制性障碍，而言要打破“诸多体制性障碍”，唯一的办法是切实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所以“十二五”规划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只有全面改革才能打破发展转型的“体制性障碍”，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体制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是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

《21世纪》：在“十二五”规划中，国家明确提出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现在为什么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

吴敬琏：中国改革在上世纪80-90年代是做出过顶层设计的。不过，当时不叫“顶层设计”，而叫“目标模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再次提出“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现在不少人认为中国改革从来没有明确的目标，一直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二是近年来有些人摸到了另一块“石头”，要求采取有别于市场经济的另一种“顶层设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是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

《21世纪》：那么如何理解前三十年我们设定的顶层设计？

吴敬琏：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和邓小平都提出过，中国改革要“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这一口号的呢？那是在“文革”浩劫之后，社会濒临崩溃的边沿，亟需采取措施挽救这个国家。但中国理论界已经和世界隔绝了几十年，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不知道应当如何着手，所以只好“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当时中国政府派出了许多代表团到国外参观访问，了解别国的经验。当时最有吸引力的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四小龙”的经验。

但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发现经济体制是一个繁杂的大系统，只进行这样局部的、枝节的改革，而没有明确的目标模式和系统设计是不行的。1984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初步确定了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不过，“有计划”和“商品经济”之间是什么关系，“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除了《决定》里讲到的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和价格要反映供求两个特点之外，具体是怎样的系统，也并不十分清楚。所以，在“顶层设计”（目标模式）明确以后，还需要“从上到下”地制定改革的总体规划。

1986年，国务院组织制定了一个价、税、财、金、贸配套改革的总体规划，准备在1987年推出 ，但后来整个改革因故被搁置了。经过1989-1990年的曲折，1990年12月和1991年3月，邓小平在和一些领导人的谈话中，两次提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意见。中央支持改革的领导人根据邓小平的这个提示，花了很大的功夫去研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对市场经济通过什么样的体制和机制去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行了深入具体的研究。在深入研讨的基础上，江泽民总书记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讲到当时关于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的三种意见，他“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

这一讲话的精神为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所采纳，大会决议明确：“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样，就确立了改革的目标模式，即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