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村庄治理正在遭遇挑战（3）

现在看来，解决贿选问题，责任不在民众，关键在于政府如何规制选举过程。这不仅涉及选举过程本身的监督规制，还涉及整个村务运行的管理规制。如果村民管理很到位，以权谋私很难得逞，对于贿选本身也有抑制作用。最要不得的态度，以贿选的存在来证明村民素质低，搞不了民主选举，从而因噎废食。从村民在选举中的表现看，搞好村级民主没有问题，甚至乡镇和县市的直接选举也没有问题。关键是要敢于探索合理有效的竞选制约机制。

其四，选举结果的政治效能显著提升，村委会的权威正当性也在提升。在村委主任和村支部书记发生权力纷争时，总体上看村主任处于相对劣势，但是上升为强势的村主任迅速增加。特别是，如果村书记竞选村主任失败情况下，村民通常更认同村主任的权威。经过一段时间，或者村主任权威超过村书记，或者是村书记自知合法性不足，逐步退出村庄事务管理。在村主任和书记分立的情况下，村主任中抱怨选举没有用的人少了，越来越多的村主任采取非常务实的态度，即权力是争取来的，不是上级自动移交的。因此，现在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文本制度规定村支部书记领导村主任，那么，村务就当然是村书记在主导。情况变得复杂，体制正在断裂，今后的演变方向还无法设想，需要慎重观察。

村级选举能走多远

村级选举的影响，不仅在乡村治理和基层政治层面，也会直接反映在整个政治发展的进程中。这种影响的核心内容，是已经或者正在继续塑造公民化的农民，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广泛的公民基础。从来没有正式接触选举的农民，通过这个过程开始适应、掌握甚至创新选举的规则与程序，比如“海选”就是由村民创造，还有其他若干选举技术的创新。不仅如此，这个过程还开始养成农民新的权力理念，即公共权力应该来自民众的选举授权，这样的公共权力才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可以说，这些年有限的村庄选举正在催生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新政治文化，现在的农民开始质疑那些不经自己选举认可的公权。农民的这种变化，对于传统体制的动摇虽然是缓慢的，但却是基础性的。

当然，为这些成就感到鼓舞，并不能因此而低估体制的局限和现实的挑战。

首先，迄今为止的村民自治制度是有问题的。一个村委会组织法远远无法支撑其所希冀的“村民自治”，村民自治需要基本层面的制度机构——“自治法”作为依托。有此法律基础，才可以谈得上村民自治。不仅如此，即便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也不能将村民自治等同于基层自治。从国际经验看，没有什么基层自治是仅仅在村级层面就可以实现的，不能说有了村民自治就有了基层自治。那么，基层自治应该适合建立在哪一级？这个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其次，目前的村委会组织法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连村委会组织法都很难持续有序地推进。具体的问题有很多，基础性的问题是：如何界定村民和村庄？现在，村庄正在开放，村庄的边界变得模糊，一些地方村庄作为生活共同体几近解体，村民更难界定。村庄选举的基础条件是村民的界定。村民无法认定，成为基础性的挑战；不仅村庄边界模糊，随着城乡统筹措施有效推进，城乡边界也在模糊，居委会组织法和村委会组织法都难以适用 。

总体来说，当前村民自治的进程正在遭遇挑战，面临复杂的新局面。村民自治的原有体制约束没有新突破，村庄内部党组织与自治组织的关系依然纠结；基层政府与村级组织的关系依然纠结。但是，质的变化将发生在宏观层面，村的党政体制变革无法单兵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