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君子世界：道德与政治融合的历史沿革

中国文明发展的独特历程，溯其本原，是中国古代“前文明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所走的特殊路径所决定的。

一

由于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时保留了氏族血缘的关系，所以国家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即国在家中，家国同构。与此家国同构的国家相适应，产生了不同于西方的古代政治生态。在殷周王朝，天子、诸侯、卿大夫，是以血缘关系构成的宗子、宗孙和姻亲的亲缘关系。国家的权力和财产是按血缘的亲疏分配的。虽然嫡和庶在政治上存在着等级特权的差异，但他们之间却被一种打不破的血亲关系所维护。殷周王朝，君权与父权是同一的，君主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所谓政治上的共主，又是本氏族的最大家长，君权只是父权的延伸和扩大，国家是一家一族的国家。

这样的政治生态，决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不同于西方的历程。

侯外庐指出：中国思想文化起步于“人惟求旧，旧惟求新”的“君子世界”，特别关注政治论、道德论、人生论，具有贤人的作风。古典的古代希腊、罗马则与此不同，其思想文化起步于“人惟求新，器惟求新”的“市民世界”，特别关注财产的获取，关注自然的探究，具有哲人的气象(参看侯外庐《韧的追求》)。正是由于中国思想文化起步于“君子世界”，具有贤人的作风，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道德受到特别关注，道德提到了“天理”的高度，以道德为人性，以道德为人的良知，在古代甚为流行。道德几乎支配着人生和人生的一切，古代文明中出现了一种泛道德主义的倾向，其中政治伦理化便是此泛道德主义倾向的重要表现。政治被伦理化，或者说政治与伦理的融合，在古代国家初奠时便如此。

早在殷周时期，道德就纳入了政治范畴开启了道德与伦理的融合。“以德配天”或者“德配天地”就是此结合的最初形式。殷周王朝的统治，既崇尚天，也崇尚德，“德”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君主的德行和品格，古人认为维持政权和政治上的统治，单凭“天”的庇佑是不够的，还取决于代天行政的君主的德行，到周王朝时，君主的人格如何被认为是治政的最重要的因素，他们认为殷王朝的败亡，就在于最高统治者殷纣王失德。因此，君主在国家统治中要发挥权力的影响，但非权力性影响即统治者本人的人格影响也十分重要。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把此提升到“德治”的高度，主张刑治与德治并举。孟子则更进了一步，直接提出仁政的主张，把仁即道德与政治直接相结合，奠定了政治伦理化的倾向。

从一般意义上说，政治与道德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二者既不能等同，也不能相互代替，秦代的法家便是持此主张，但在古代中国家国同构的政治生态中，德与政相分离，完全行不通，秦王朝短命便是证明。在古代的政治生态中，氏族血缘亲情仍在维护国家的统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权力不能代替氏族血缘的亲情，在古代统治中道德不能缺位，德与政不能分离，殷周纣王缺德而败亡，而秦完全排除道德的作用而短命。因此，道德与政治的相融相合，是古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道德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对维护一家一姓的氏族统治如此，这对取得异族和被征服者统治，同样如此。西周时期，随着部落战争的结束与中原地区的统一，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氏族通过分封的形式与地域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血缘氏族与地域相结合的新的社会政治单位。在此社会结构中，不仅存在着血缘氏族，而且还存在非血缘的异姓和被征服者，这种历史情势的变化，决定了对原来只是维护氏族血缘的血亲之爱的突破和发展，把爱扩大到血族以外的异姓部落，扩大到广大地域的人际关系。孔子的“仁”学就反映了这种变化情势。他把原来是血亲关系的兄弟作出了普遍化的解释，大大淡化了血亲关系。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视四海为一家，天下皆兄弟，不以血缘论兄弟了，兄弟之间爱不以血缘为限了。孔子的“仁”学奠定了道德与政治相融合的理论基础，从思想上进一步推动了伦理政治化。正是在“仁”学基础上，孟子在政治上提出推恩原则以及所谓“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仁政，把仁与政即道德与政治直接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