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中国对外投资的情况和一般的国家不太一样。世界上大多数对外投资比较多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而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里有一个基本说法，就是穷国应该是进口资本，富国才应该出口资本。而我们的情况正好相反，所以我们首先应该问的是“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对外投资？”我认为这和我们结构的扭曲有关系，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储蓄超过投资，有大量外汇积累。这些外汇积累原来都买了美国国债，现在觉得美国国债回报不是很好，就开始鼓励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这是大背景。下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企业到海外做什么？”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是比较特殊的，我们大多数企业到国外都是去买资源，买技术，帮助他们的产品出口，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达到可以对外投资、提高回报的程度。
《21世纪》：中国政府以及企业应当如何制定海外投资战略？政府方面可以做些什么以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
向松祚：要真正鼓励和帮助我国企业走出去，有许多深层次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如何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走出去阻力太大，未来阻力会更大。民营企业走出去障碍小一些，不过我国民营企业总体规模还是太小，难以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当然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区已经有一些民营企业成功实现海外投资和经营，但毕竟规模小，难以进入全球产业高端。国有企业有资金实力走出去，却又面临多方面掣肘。除了其他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敌意和限制之外，国有企业自身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也有许多制约走出去的弊端。
面向未来，我国政府要帮助企业走出去实现跨国经营，首先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真正落实国务院“新36条”，让民营企业做大做强。这当然不仅是走出去的事情，国内长期经济增长也必须主要依靠民营企业的做大做强。
其次是我国必须加强经济、金融和货币外交，加强资源和能源外交，建立全球信息和人才网络，从长远战略角度出发，将经济、金融、货币等外交战略提升到国家最高战略层面。要深入研究国外投资法律及其动向，要鼓励和资助国内智库和大学对海外投资环境进行跟踪系统研究，为国家制定海外投资战略和政策提供高水平的政策建议。
其三，我们需要调查引进外资的政策，必须要求外国政府对我国企业实施公平对等开放和国民待遇。要研究制定针对外国企业危害我国国家利益的制裁和遏制措施。譬如面对美国国会对华为和中兴的恶意调查，我们如何反制？需要从国际政治、战略和法律上深入研究，拿出切实的法律、法规和具体办法。
其四，尽快研究具体战略和政策，鼓励我国银行和金融企业走出去。未来10-15年，我国必须有几家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银行和金融机构，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国际金融交易和服务网络。
黄益平：我们现在的企业到国际上可以站住脚的，其实就是两类。第一类是像华为这样，在全球有竞争优势，可以去占领市场的。另外一类是国内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甚至包括一些比较低端的，由于现在受到国内成本的影响，开始慢慢往外走。从企业本身发展方向来看，还是应该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鼓励更多有好的对外投资回报的企业走出去，这样从长期来说更有持续性。
至于政府，首先应该减少国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性障碍，比如复杂的审批程序，以及中小企业换汇难的问题等。此外，中国企业走出去，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不了解对方市场，以及在对方市场里应该怎么管理企业，比如不知道怎么跟工会、跟当地社区打交道等。政府以后应该更多地提供相关的服务，帮助企业了解对方的法律、社会、风俗和经济环境，然后让企业自己做决策。
（因时间原因，黄益平的发言未经本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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