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分配关乎未来20年8%增长潜力（2）

转型国家充满扭曲 制度变革需创新

“中国需要制度变革。但是，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是值得研究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需要的制度是不一样的，是有差异的”

中国需要制度变革，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水平增高，上层建筑也必须跟着变动，各种制度变革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革。但是，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是值得研究的。

我们现在谈制度一般就是以目前发达国家作为标准，比如华盛顿共识（编者注：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针对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所推行的制度变革，看到发展中国家有差距，就认为制度扭曲对经济发展造成约束，必须进行修改。世行有一个非常有名指标，叫企业经营指标，就是以发达国家市场制度作为标准衡量发展中国家。

实际来看，无论是1990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1980年代开始的发展中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所进行的制度变革，推行结果普遍不好。国外学者做了详细的经验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平均增长速度比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平均增长慢，不仅增长速度慢，而且经济波动的程度比1960、1970年代更高。有一些学者认为1980、1990年代是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国家迷失的20年。

制度变革是需要的，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需要的制度是不一样的，是有差异的。尤其是转型中国家，并不是在理想的自由条件下运行，而是充满各种扭曲。经济学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如果是在次优环境下，即使想进行最优的制度变革，导致的结果可能比原来更差。因此，进行制度变革必须要有创新，这也是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希望解决的问题。

我举一个金融体制改革的例子，过去谈金融体制改革无非就是按照发达国家模式建立大银行，建立股票市场。但是，发展中国家90%以上的生产活动是农户或者是小农经济，制造业大多是劳动力密集型，如果按照西方的金融体制改革，导致的结果就是80%、90%以上的生产活动得不到金融支持。我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从华盛顿共识后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因为只有大企业得到金融支持。

我们的金融改革滞后，但并不应该改成与发达国家一样的金融体制，而是必须根据中国现有发展阶段，推行能够给中小型农户、制造业与服务业提供金融支持的改革。

制度改革不能简单套用国外理论与经验，必须结合自己发展阶段与结构，如此政策才能够真正变成桥梁，让年均8%的增长潜力发挥出来。

事实上，中国经济能够发展这么快，与每个地方政府都有支柱产业，并为支柱产业的形成给予一定助推有关系。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不断地变迁，地方产业能不能发展得好，与地方产业群聚有很大关系，而产业群聚能不能形成，又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进入时间有密切关系，如果这些完全靠市场自发，可能没有办法解决。

经济以市场为基础，同时，需要政府进行协调，应该是两只手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出现问题？一定会，不管是靠市场还是靠政府，但看问题还是应该看主流。另外，有了比较好的理论框架后，对哪些属于正常干预，哪些属于不正常干预，进行社会监督，使政府助推发挥积极效果，尽量避免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