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市场经济需要有为的政府

世行归来，林毅夫先生一口气推出了《新结构经济学》、《解读中国经济》、《繁荣的求索》、《本体与常无》和《从西潮到东风》五本著作，全方位地总结了他在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的思考与感悟。但或许让林毅夫没有想到的是，回国没多久，对于他和“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议便扑面而来。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他一些诸如“市场经济需要有为的政府”、“中国未来二十年还具备8%的增长潜力”的观点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对此，林先生在接受《上海书评》专访时表示，在经济发展上，西方实际上没有一本真经，发达国家的发展理论未必就适合于发展中国家，“我们讨论问题时，不能被理论教条和意识形态束缚住”，“与其简单讨论说政府干预好还是不好，还不如去总结哪些地方政府干预过度，哪些地方不足”。林先生强调，“我注重的也不是中国的特殊做法，我总结的是中国发展成功与失败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与失败经验背后的一般道理。”

《新结构经济学》一书的写作应当和您过去几年在世界银行的经历很有关，您在书中对于过去几种主流经济发展理论似乎作出了不少反思？

林毅夫：从二战到现在，五六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仔细研究了一下，人均收入能够跟美国的人均收入相比缩小达到10%或者更多的，全世界只有二十八个经济体，而在这个二十八个经济体当中只有十二个经济体不是欧洲国家或者是石油输出国，也就是说，全球两百多个国家中，经过六七十年的努力，除了少数几个原来就是发达国家现在还是发达国家之外，绝大多数的国家一直陷在低收入水平的陷阱，或者中等收入水平的陷阱中。关键的问题是这并不是发展中国家二次大战以后这几十年没有努力，其实每个国家都在努力。为什么进行了那么多努力，没有办法真正实现加快经济增长呢？我们知道美国的经济增长在2008年以前，长期的平均人均收入增长率是在2%，如果六十年的时间缩小不了十个百分点，那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一般也就是2%，3%都达不到。

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常常说思路决定出路，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目前主流经济理论的问题，因为大部分国家的政策实际上是受到主流理论的影响，国际发展机构的政策也受到主流发展理论的影响。从发展理论来讲，我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从二战以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认为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主要是与产业跟技术有关。发达国家收入高，代表劳动生产力水平高；劳动生产力水平高，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现代化的大规模的先进的产业和技术。因此从二战以后，主流的发展理论都去研究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能拥有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当时得出的看法是市场失灵，提出了结构主义，认为按照市场配置资源，发展中国家不能发展现代化的产业，所以就推行所谓的进口替代战略，由国家主导发展产业，在思路上面其实跟中国五十年代的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思路是一样的。

那样的政策推行了三十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普遍都出现了早期由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五年十年过去以后，从拉美到亚洲和非洲，就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危机频仍发生，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第一波政府干预主张的失败催生了一股新的经济发展思潮，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主流的发展理论就变成了新自由主义，强调政府失灵。当时的判断是发展中国家为什么经济发展不好，就是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很多政府的干预，政府失灵，导致各种扭曲，带来各种缺失，资源配置的效率非常低。因此当时的思路是根据新自由主义，提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组合，主张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配套改革，以建立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但是实际推行的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平均的经济增速反而低于六七十年代，而且经济发生危机的频率还高于六七十年代，所以有些学者把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这二十年称为发展中国家遗失的二十年。

世界银行在2008年发表了一份《增长报告》，这份报告是由两位诺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和罗伯特·索罗领衔，组织了二十多位来自发展中国家负责过政府实际工作的学者成立了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研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包括亚洲四小龙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在内的十三个经济体，它们在二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平均增速维持在每年7%或更高。这份报告的研究发现这十三个经济体，他们的政策基本上都跟当时主流的理论不相符合。比如说亚洲四小龙，五六十年代的主流理论主张采取进口替代战略以发展大规模的重工业，四小龙推行的是出口导向，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小规模产业开始，积累了资金技术后，再逐渐往现代化产业发展，是一步一步升级而非赶超的，他们成功了。

再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学界普遍有一个看法，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最糟的经济是双轨制经济，推行市场化改革就应该一步到位。可现在发现，想一步到位的国家经济普遍崩溃、停滞，表现很差，推行被认为是最糟的双轨制的国家经济反而发展得好。七十年代的毛里求斯，八十年代的中国，还有越南，后来像柬埔寨、老挝，这些经济发展比较快的转型中国家推行的都是双轨制。

有种说法是新结构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的3.0版本。

林毅夫：正是因为前两波的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都有相当大的问题，我重新回顾总结了工业革命以来各个经济体发展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发展思维的3.0版。我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一个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制度等经济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目的是推动发展经济学界重新把结构的问题作为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来对待。

我主张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个经济体中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为什么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不同的，以及结构变动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二战以后，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是结构主义，这个思潮相当大程度是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不是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结构的问题，为了区别于结构主义我才加上了个“新”字。这一点像诺思把他的研究称为“新制度经济学”，因为美国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制度学派，为了区别，他也加了个“新”字。

我觉得现在国内的学界非常需要进行一些理论的反思跟理论的创新。首先，目前的宏观理论对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基本没有预测到，也想不出好的办法解决，目前的宏观理论基本上都是以国别经济来研究，但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基本束手无策。发展的问题更是如此，二战后发展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之后，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去了，但还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可以有效地指导发展中国家缩小和发达国家差距的理论。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还是处于追赶发达国家的阶段，如果自己没有比较有效的理论作为政策的参考，只是简单地拿现在的主流发展理论，或者随便一个西方理论做参考的话，可能会是治标不治本，甚至连标都不治。所以对于我们自己的发展，或者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言，非常需要对现有的理论进行反思，从发展中国家本身的成功跟失败的经验中总结出新的理论，以解释过去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未来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对于中国至关重要。

第二点，现在普遍的看法是2020年左右，甚至在这之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在与现有国际秩序的融合过程中，必然会有矛盾、冲突，对于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以及国际经济秩序必须怎么重新安排等，都需要有理论做支撑。 比如说，在2003年国际贸易不均衡开始显现，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的金融货币政策，可是当时国际的理论界和舆论界认为是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引起的。如果大家能够深入研究这些问题，那么，就像我在《从西潮到东风》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或许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由于没有深入研究问题，根据现有的理论，我国成为替罪的羔羊，这就导致了我们在国际谈判桌上处于被动的地位，没有办法跟西方平起平坐地讨论这个问题。理直才能气壮，否则我们会处处被动。

我们只有独立研究，进行理论创新把问题看得更全面，才会让我们在国际谈判当中化被动为主动，在国际谈判桌上主动出牌，提出一个对方在逻辑和经验上没有办法反驳的理论，才能为中国的快速崛起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氛围，在国际上扮演建设性的角色。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追求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华民族的复兴本身就包含着理念、理论、思维，能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帮助世界更好地解决各种问题，只有这样才算是中华民族真正的伟大复兴。现在的发展理论普遍是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主，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一直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这些经验发展中国家不能不了解，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不一样，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理论来制定政策的，没有成功的先例。如果我们能够把中国和其他成功崛起的国家背后的道理研究清楚，这些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提出来的理论，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借鉴作用。

我最近出了一本方法论的书叫做《本体与常无》，基本上是说我们必须放弃过去的一种思维。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一样，都认为西方有一本真经，到那里学会真经拿到国内来用，这是让一个国家现代化一个国家富强的道路。但是西方实际上没有一本真经，因为发达国家的理论也不断地在变，也就代表发达国家的理论也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发达国家，不然他怎么老是在变呢！而发展中国家的状况更是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如果发达国家的理论都没有办法保证在发达国家“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那怎么能保证这些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呢？因此就必须要有一种“常无”的心态，抛开任何现有的理论，深入研究现在的问题是什么，这样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才能提出真正解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真正掌握机会的理论，才能据此制定出真正与时俱进的有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