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如何回答“中国怎么了？”（2）

革命带来的未必是历史的进步

吴海云：那让我们回到你的研究“革命”上。我想请问，在做了那么多年的研究后，你对革命的基本态度是什么？

杨奎松：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革命，无论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专制统治或腐败政府的造反行动，还是以武装反抗的形式改变本民族屈辱地位的激烈行为，都不是近代中国独有的现象，也不是20世纪的特殊产物。我赞同汉娜·阿伦特对革命的阐释，即“只有在现代，而不是在现代之前，社会问题才开始扮演革命性的角色”。现代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平等自由意识的觉醒及其由此产生的对压迫平等自由的反抗心理。只要这个问题存在，无论是政治上的平等自由受到过度压迫，还是经济上的平等自由受到过度压迫，革命的爆发都是不可避免的。你没有办法去“告别”过去，也未必阻止得了今后的革命。

吴海云：问题在于，革命虽然有暴力、血腥的一面，但也确实给人类带来了公正、自由与进步。且不说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就说不久前阿拉伯地区的茉莉花革命，不仅很少受到谴责，甚至还占据国际政治道德舆论的制高点。然而，在今天的中国，从官方到民间，对革命都有一种“告别”的情绪。在你看来，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杨奎松：首先，我想指出，国人中对革命的“告别”情绪多半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生长起来的。至少，在毛时代，“革命”还是许多中国人以为骄傲的一种政治符号：那里面既包含着一种“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民族主义自豪感，也包含着对中国可能建立起一套真正能够实践平民政治的制度、体制的政治自豪感。上世纪60年代末的几年里，中国这种革命理念甚至一度曾经风靡世界，1968年遍及全球的“红色五月风暴”就是一个证明，如今一些人对于毛时代的怀念多半也是基于这样一种感受。

任何历史的发生都有其相对的逻辑和原因，中国革命也是一样。问题在于，如果革命没有一种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普世的价值观作为支撑，打破旧制度之后，不能建立起一套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基本制度，这种革命带来的未必是历史的进步，反而可能造成严重的历史反复。因为，就像马克思讲过的，泼脏水是对的，但把澡盆里的婴儿一起倒掉，就过犹不及了。

具体来说，任何社会文化，都是精英文化在起着主导作用，并规范着社会上一切人的言行举止。旧的制度文化的确有束缚人性，甚至是“吃人”的一面，但也有其总结人类几千年历史经验所形成的维系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与道德。革命自有打破旧制度、旧文化的功效。但是，破旧未必能立新。特别是依靠民众造反的底层革命，一旦把旧的制度文化打破，把原有的阶级关系摧毁掉，那种底层的、原始的、人性丑陋野蛮的东西就会抬头。如果这种革命不是顺应历史发展步伐而来，新的法律制度、道德文化没有能够在旧社会中自然生成并在新社会中成长起来，新社会势必会被更落后的制度文化所统治。

吴海云：革命是一个国际性的现象，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你觉得这和民族性有关么？

杨奎松：是的，不同的民族，其民族性及其国民性很不同。民族中人的性格特点多半是受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乃至于环境影响作用形成的。中国人，或者我们说汉人的性格特征就离不开中国特有的小农经济条件。中国两千年来一直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小农经济的社会，自耕农多，小地主多，大地主少，最重要的是农民和地主、和土地，都没有人身依附关系。这和西欧、日本的古代社会完全不同。欧洲、日本的庄园地主经济因为农民与贵族或地主休戚与共，贵族、地主不仅经济要靠农奴，保卫庄园乃至与外部关系，包括出粮、出丁、出兵、打仗，也都要靠农奴。农民因为依附于贵族或庄园主及其土地，他们的命运也与之息息相关，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庄园地主经济很容易造就出一个内聚力较强的民族来。而中国式小农经济恰恰相反，农民本身没有依附性，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人可以自由迁徙，甚至多数农民自有少量土地，可以维持基本生存，这种经济制度很容易造就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散漫个体。从早年孙中山，一直到今天海外华人中的知识精英，几乎无不感叹国人的这种特性，即一盘散沙，且内斗不止。

所以，中国人特别爱讲“平等”，甚至于要讲“均平”，但出发点却多半是着眼于自私的目的。中国人讲的“平等”和西方概念中的“平等”不完全是一回事儿。西方必须要讲个人主义，是因为不处理解决好“公”与“私”的关系，就会带来整个依附关系很强的经济体的解体；中国小农经济中因为很少个体“私”对“公”依附关系，多半只有“大私”和“小私”的问题，所以很容易形成人人“只管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利己主义。中国汉人通常个人生存能力很强，群体意识及团结力却很弱，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吴海云：一盘散沙、内斗不止；但这两者之间似乎没有必然联系？为什么奉行利己主义的中国人会那么容易内讧呢？

杨奎松：那就必须要说阶级斗争了。它是中共革命最重要的遗产之一，也是今天的中国最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之一。表面上，阶级斗争是有利于集体主义习惯和理念形成的，对克服国人自私自利的国民性有好处。实际上，中国人自引入阶级斗争以来，从来就不是严格按阶级划线的。并不是你是工人，你就是革命的；你是地主，你就是反动的。几十年来，中共的阶级政策一直在左右摇摆，今天讲斗争，明天讲团结。讲斗争的时候，你是知识分子都可能要被划入另册；讲团结的时候，你是地主也可以变成统一战线的对象。不仅如此，农民中间也是要分阶级的，工人中间同样要查异己分子，要分左、中、右。无论俄国，还是中国，作为落后国家共产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表现在根本无法简单地依据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占有的有无多少来划阶级，通常要看一个人的政治言论、行为、情感、立场，甚至要看他的社会关系，看他的家庭出身，看他以往的历史，包括读书上学的经历，来认定他的敌我属性。因此，哪怕你昨天还是共产党员，今天就可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定性为阶级敌人。由此可知，中国的阶级斗争并不能真正推动国人集体主义观念的形成，反而容易更进一步强化国人不顾是非善恶，唯上唯权，从众跟风，落井下石的利己心理。

吴海云：它被工具化、扩大化了，最终成为了一种很可怕的意识形态？

杨奎松：是的。因为阶级斗争是敌我斗争，敌我斗争就是你死我活，因此碰到这种问题必须选边站，站对了就万事大吉，站错了就万劫不复，有几个国人还敢独立思考，去判断什么对错是非呢？改革开放了，今天不再搞阶级斗争了，但是，我们今天政治观念及其处理问题的方法仍旧是阶级斗争式的，还是非我即敌，你死我活式的。凡被视为敌对者，不管确否，一定要被看成是坏的、恶的、反动的，在政治上必须仇恨、防范，甚至于打击和消灭之。影响到大部分国人今天在看问题时，也仍旧摆脱不掉非黑即白的极端立场，很少能有个人的独立思考，更谈不到保持客观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