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如何回答“中国怎么了？”（3）

中国文明进程会走得比理想中慢得多

吴海云：虽然你是个历史学者，但很注重现实的关怀？

杨奎松：那当然，我之所以研究历史，就因为我关心我们今天的这种状况是怎么来的，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为什么会这样？对于这些问题，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去得出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但是，离开了真实、客观、全面的历史史实的研究与披露，任何讨论和看法都只能是望风扑影的空谈空论。而还原史实，非要历史学家出来做这方面的基础工作不可。

吴海云：那作为一个现实的关注者，你在系统地梳理中国革命历史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抱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杨奎松：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我既是宿命论者，也是乐观主义者。从历史的长程来看，任何国家、民族都在发展中前行。何况，就我们生活的这几十年来看，中国的进步也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比如，在1980年代，“人道主义”这个概念还遭到批判；而今天，主张人权、尊重人性、弘扬人道主义，固然习惯于敌我思维的国人的接受和认识程度还不一致，但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们已经是一种社会共识了。在我看来，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对人、对人的生命和权利是否高度重视与尊重。西方思想启蒙与思想解放，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进步，就是让欧洲人越来越多地认识了人性的价值，从而使大多数人开始认识到人权平等的意义。中国社会的历史进步，也一定会从对人权平等和对人的价值的认识变化上逐渐体现出来。

但是，今天还有几亿农民的中国社会进步得再快，也还是存在太多的一时无法克服和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社会文化意识方面的进步。人类文明进步从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任何人为地超出历史发展阶段，另创新文明的努力，结果多半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主观上想要超越资本主义，事实上反而可能会跌回到中世纪野蛮文明的水平，甚至于更惨。

举一个例子。人类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有人吃人的记述。而随着人类文明和科学的进步，这种情况已越来越难见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原本就慢，但史书记载为复仇食人之事至少在清史稿中已不复见到了，为食补而食人的记载也鲜能见到。想不到，历史发展到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因为在农村用仇恨宣传的方法鼓动农民搞你死我活的土改和镇反，底层民众中野蛮落后的文化意识沉滓泛起，各地接连发生了并非因饥饿而食人的丑陋现象。这种情况1960年代末还有发生，“文化大革命”中，在落后地区打击所谓“反革命”敌人的过程中，又一度发生了更严重的人吃人的事件。仅此一点即说明，以中国底层文化之落后，城乡文明差距之大，要让历史文明倒退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真要想让历史文明进步，则难上加难。

吴海云：但你还是选择乐观？

杨奎松：当然，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无非是快与慢的问题。我们背负着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社会的沉重历史遗产，又经历了俄式阶级革命的历史反复，这注定了我们国家的文明进程势必会走得比理想中慢得多。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恐怕还不是马上提升全国民众的文明道德水准，而是要设法改变长期以来支配着我们社会政治文化的敌我观念，以避免人相食的惨剧在中国重演。当然，如果能够有更多的人了解这种危险，愿意自觉地帮助推进文明的进步，哪怕大家只是从社会生活、社会实践方面多做一些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讲人性、重人权的事情，中国的社会进步也都会加快一点。